当今陕西省行政区域,古称秦地,因十三个王朝的历史沉积和三秦儿女的薪火相传,拥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在较大的程度上可以说,当代陕西作家正是凭借这种本土“家园”的文化滋养,创造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文学作品。然而,有关当代陕西作家与地域传统文化的研究迄今仍相当薄弱,学界对当代陕西作家的创作也有些微词。鉴此,本论文将通过对当代陕西代表性的作家,以及他们作品中蕴涵的秦地传统文化因子的溯源研究,展开一次文学上的文化考古,试图探索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秦地传统文化怎样激活了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意识和文学想象?第二,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在哪些层面上获得精神上的契合?第三,作家在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之际,以自我生命体验,创造了哪些属于自己时代的新文化?反之,在哪些方面由于他们对传统中一些糟粕文化无节制的呈现,从而限制了自己的文学境界提升?为了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本论文特选择柳青、陈忠实和贾平凹三位当代陕西代表性的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及其文化心理结构为中心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钩沉秦地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并描述二十世纪以降,它遭遇现代化冲击之后,在秦地经济、文化方面的折射。经过几千年发展,秦地留存下丰瞻的文化遗产,从山河地理、人文景观、政治制度到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民俗、戏曲等都对当代秦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有深远影响。二十世纪后半叶现代化对秦地的冲击逐渐加强,这为陕西作家对本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契机。第二章,概述当代陕西作家创作中的文化意识,分析他们接受秦地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大多数“十七年”作家接受了延安文艺创作中的民族化形式理论,因而,在他们建国后的作品里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新时期作家在文化寻根思潮裹挟下,倾心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晚近作家则拥有了冲破本土文化束缚的意识,文本呈现出多元文化书写的倾向。毋庸置疑,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当代陕西作家从历史、民间文化以及方志等层面上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第三章,阐释柳青与民族化形式之间的契合。抗战期间,柳青以《向旧小说学习》等文章,表述了文艺应该向旧小说学习技巧的民族化形式思考。虽然这些文章带给了作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些微冲击,但是毛泽东的《讲话》却激发了柳青黄土地上的文化寻根意识。建国后,长安十四年生活,是柳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体现,也是实践文化寻根的结果,《创业史》是将作家早期的民族化形式思考,与后来关中生活体验结晶出来的产物。“集体无意识”将柳青的史诗性写作、现实主义“真实性”追求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实录”精神,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勾连起来,运用秦地方言写作是对秦地民间文化继承的体现。第四章,探讨陈忠实与关学的精神传承。1978年伊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直接催发了陈忠实的心理裂变,1985年的寻根思潮,牵引着作家开始凝眸本土文化。在“关中文化论”系列作品里,作家对关学文化进行了钩沉、描摹、思虑,但是真正体现陈忠实对关学文化深刻思考的成熟之作是《白鹿原》。作家通过对《吕氏乡约》这一关学经典文本的创造性文学转化,揭秘了关中人稳定、保守的文化心理结构,尤以末代关学大儒牛兆濂为原型,塑造出的重礼贵教、愿“学为好人”的儒教士人形象,有深远的文化象征意味。以朱先生面对现代化冲击,无力做出积极的回应,隐喻了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命运。第五章：阐释贾平凹与楚汉文化的渊源。贾平凹作品充盈着鬼魅意味,这与他生长、生活的商州与西安两大地域有密切关系。贾氏生活轨迹由商州而西安的地理迁徙,是作家在心理上完成了南北文化融汇的契机,这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即是楚汉文化。然而,如果没有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消费文化冲击,贾氏的鬼魅创作还不至于走向怪诞深处。现代化直接导致了贾氏的黍离之悲、颓废之笔、鬼神之信仰渐重。不隐讳地说,怪诞写作是贾平凹对现代文明的戏谑与反抗。余论：秦地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民间文化遗存,为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民族化形式诉求与文化寻根思潮的推动下,他们对秦地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作出具有忧患意味、中国意境以及旷野苍凉审美的文学作品。在“十七年”时期,柳青以纪传体、方言等“民族化形式”展示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心性相通性。新时期,陈忠实接受了关学文化,使其作品获得了一种理性光辉和肃穆宁静的文学风格。贾平凹对野狐禅的偏好,及反现代化的思想倾向,则使其选择了楚汉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文化根基。然而,尽管他们在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也存在着创作题材老化、艺术表现手法陈旧等一定的不足。因此,需要将传统文化转化为一种深沉的精神和情感,也需要从现代主义中汲取新的养分,去丰富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否则陕西作家的创作很难深入触及到人类灵魂,更难获得突破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