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晚清佛教的改良和复兴,唯识学从日本回溯。对唯识学的研究也成为当时思想界关注的新领域,章太炎就是关注者之一。作为一名兼涉中西的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看到了佛教理论体系所具备的内在价值,由此形成了他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对现实的关怀。在本体论层面上,章太炎以“真如”为本体,构筑了形上哲学体系。自“苏报案”后,章氏摒弃对佛学之偏见,开始将唯识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原典的阅读、摘取,他着手创立了“真如”体系。“真如”被他安立为一种不具宗教迷信色彩的本体。作为形上超越之存在,一方面,“真如”是“真”、“俗”并在之保证;另一方面,“真如”也是道德安立之依止。但是在构建过程中,“真如”本体与“赖耶”之矛盾仍未得到解决,“如来藏”与“藏识”的混同为一,使得他的“真如”体系之逻辑存在矛盾和冲突。而“实有”与“缘起”的问题无法解决,又使得“真如”体系内在紧张。最后,更是直接导致了执“真如”而生唯“假我”之倾向。在认识论层面上,他的认识论体系,早期以“白板说”为源流,认为“人之精神,有如白纸”,及至中期,则以唯识学的“四分说”为根据。在“相”、“见”二分的认识上,他秉持唯识义理,指出了二者为“不即不离”之关系,同时“心”作为认识主体也被安立。而在进一步阐述认识论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康德认识论存在“独断”之缪误,即只谈“相”、“见”二分,而忽略了“自证分”、“证自证分”。对此,为使自己的认识论形成闭环,他最终以“证自证分”作为通达“真如”的方式。旨在为章式认识论划上句号。在对现实关怀的层面上,他从“遍计所执性”的角度出发,对“善恶”、“苦乐”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文明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痛苦和丑恶,并非越“文明”就越善良,也不是越“文明”就越快乐。就当世而言,世人“因迷见异,不悟所有”,只执着追寻一种恒常的制度、模式,这其实都是不可取的。由此,他点明了“归圆成实”才是世人不依托外而获得“平等”、“自在”境界之大用。本文立足于章太炎生平所著文本,重点探析他“转俗成真”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论述他的本体论和在“真如”本体开拓下的认识论,以及对现实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