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多,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涉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全球性问题,又由于碳排放具有负外部性,因此对碳排放进行规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碳排放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发电部门又是中国的主要碳排放部门。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方面来研究碳排放规制,很少有针对中国某一个行业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规制措施的研究都是从单个措施入手来进行分析,很少有把几个规制措施联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的；因此本文是针对中国发电部门碳排放规制的一个理论模型分析,通过比较各种规制方法下发电集团的发电行为以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来确定最优的规制措施。对于政府的任何一项规制措施,发电集团都根据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来选择自己的发电行为。发电集团在选择时,又有两种决策方法：同时决定发电频率、价格及单个机组的碳排放量等变量与次序决定各变量。经过分析得知两种决策方法对各变量的影响在量上存在细微差异,次序决定各变量优于同时决定各变量,但是在定性上却是完全一样的。本文依次分析了总量规制,单位规制和碳税规制三种规制方法,通过分析得知：在征收的碳税满足一定条件时,碳税规制会与总量规制达到完全一致的效果；而单位规制的效果则比不上总量规制和碳税规制。政府在实行规制时,又分考虑发电集团的反馈作用和不考虑发电集团的反馈作用两种情况,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政府采取哪种规制措施,考虑发电集团的反馈作用要比不考虑反馈作用的效果好。因此,整篇文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该采取总量规制或是碳税规制,并且在设置规制量时应该考虑到发电集团次序决定各变量的反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