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记忆的观念和情感,影响相关群体界定自身身份和利益,塑造社会政治行为的意愿,并为社会政治运动提供意义架构和动员的工具。因此,集体记忆在政治中存在战略性价值。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时代,集体记忆以话语政治的形式广泛渗入软权力的争夺之中。政治家和活动家也经常对集体记忆加以利用甚至滥用,以推进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议程。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的大屠杀记忆,以一种“忆恶(纳粹主义)颂善(美国信条)”的方式,成为宣扬美国优越论的重要工具,也成为美国犹太人以及更广泛的美国社会塑造和表达美国认同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它塑造了一种关于犹太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独特劫难的霸权性话语,并赋予其历史上最大受难者的角色。此种历史受难感,使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民族认同极大增强,并形成一种以群体生存为内核的“公民犹太教”。另一方面,它界定了美国不同群体在大屠杀中的历史责任和权利：基督教因其历史上的“轻蔑教导”以及现实中大量基督徒在大屠杀中的协从,而须部分承担大屠杀的连带罪责；美国政府在犹太人遭受劫难时冷漠旁观,因此成为道义上须受谴责的“冷漠旁观者”。大屠杀及其留下的记忆,从根本上改变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道义资本的分配,以及互动交往的方式。美国主流社会对犹太人充满愧疚和同情,决心与过去决裂而改过自新,他们对犹太人已经多少丧失了道义批判的勇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补偿意愿。而力量已经变得强大的犹太人,则因为悲情记忆而充满恐惧,愤懑不平,并要求为历史上的冤屈获得补偿,而且时刻准备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危险做出非常强烈且决绝的反应。由此,大屠杀记忆在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内聚、富有战斗精神的亲以色列政治势力,而且还获得了许多基督徒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大屠杀记忆还为亲以势力提供了意义架构和动员的象征及工具,提供了用以压制对以批判的强大舆论武器：“反犹主义”标签。大屠杀记忆,还因其善恶分明的特性,成为推动20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积极卷入人权外交,尤其反对“种族灭绝”的意义架构和动员工具。从90年代“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再到21世纪初反种族灭绝倡议网络和草根运动在美国的初步形成,大屠杀记忆成为美国重新改造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