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八月,作家冯唐翻译的《飞鸟集》面世,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众多,同时不乏铁杆支持者。该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翻译伦理的思考。《飞鸟集》是第一部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泰戈尔诗集。自1922年夏郑振铎出版了他自己翻译的《飞鸟集》,此后近一个世纪,国内翻译出版《飞鸟集》的热度不减。当今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出现了道德危机或伦理危机,中国翻译出版的现状也不太令人满意,翻译研究应结合伦理视角。以往对汉译《飞鸟集》的研究多集中于从多元系统论、目的论、接受美学等角度研究译作或译者,而本论文从翻译伦理学的角度对《飞鸟集》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进行思考。以往对“翻译伦理”的讨论几乎没有超出“译者伦理”的范围,而此次研究中的“翻译伦理学”则将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方纳入研究范畴。本论文梳理了《飞鸟集》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对郑振铎、冯唐、张鋆良等多个译本进行研究,通过翻译伦理学视角进行对比分析,分别探讨《飞鸟集》在翻译过程以及在国内出版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通过研究,本论文发现,一、《飞鸟集》的译者和汉译本有数十种,但大多数译本与郑振铎的散文诗体形似且难以超越郑译本,又不像冯唐或张鋆良译本那样特色鲜明,所以译本多被遗忘;二、英文版《飞鸟集》语言简洁、篇幅简短、充满诗意,适合当翻译练习材料,经正确引导,读者也可以好是译者;三、翻译出版所涉及的各方(译者、出版社、目标读者、学校、翻译批评家等)应当加强沟通联系,共同努力以改善翻译出版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