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现代化进程缘起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此后百余年间，埃及传统社会的冰山不断融化，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逐渐解体，市场化进程随之启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初露端倪，而西方的冲击和英国的殖民侵略加速着埃及新旧经济结构的更替，新旧社会阶层经历此消彼长的过程，政治领域经历从传统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的转变。新旧经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君主独裁的统治与民众政治的崛起之间的矛盾、英国殖民当局的控制与埃及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错综交织，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　　1952年，埃及爆发“七月革命”。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统治，埃及由此进入共和制时代。在共和制建立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埃及的现代化进程经历长足的发展，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埃及的政治模式经历剧烈变动的过程。　　纳赛尔时代，埃及的现代化模式表现为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政治生活具有现代威权政治的浓厚色彩。军人的政治化、国家的民族主义化、政党制度的一元化、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的浑然一体、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官方思想、政府广泛的经济干预和主要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可谓纳赛尔时代现代威权政治的集中体现。纳赛尔作为总统，位于国家权力的顶点，凌驾于社会之上，俨然是埃及民众心目中“仁慈的君主”。　　萨达特时代，发起“纠偏运动”，重新组合政治力量，实施去纳赛尔化、自由化、非国有化和亲西方化的内外政策，承诺保障公民权，标榜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原则，国内政治环境宽松，威权政治出现衰落的迹象。萨达特时代埃及政治变动的最大亮点是政党制度的改革。70年代后期，萨达特政权宣布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允许反对派制度的合法存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长期主导埃及政治生活的执政党和唯一政党发生裂变，掀开埃及共和制时代政党政治多元化进程的序幕。新华夫脱党的创建，标志着萨达特时代政党政治的明显进步和民众政治的滥觞。　　穆巴拉克时代，随着多党制的初步实践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进程，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诸多反对派政党开始活跃于埃及的政治舞台，周期性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参与的政治空间。诚然，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党政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瑕疵性，民族民主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控制国家机器，操纵选举程序，左右选举进程，在议会占据一党独大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诸多反对派政党缺乏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民主氛围，加之派系林立，选票分散，难以形成广泛的竞选联盟进而与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分庭抗礼。然而，诸多反对派政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挑战着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和民族民主党的特权地位。进入新世纪，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的世俗化和伊斯兰极端政治组织的温和化，成为埃及民众政治运动的新动向。与此同时，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世俗自由主义之政治立场日渐趋同。穆斯林兄弟会与诸多世俗反对党与之间尽管不无分歧和矛盾，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旨在挑战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权力垄断、穆巴拉克总统的独裁统治、争取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和权力分享的政治空间，进而成为教俗反对派广泛联合的政治基础。2011年初的政治风波，矛头直指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共同的政治目标标志着教俗各界的广泛政治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