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经济步入飞速发展阶段,伴随而来的是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民众和企业都逐渐意识到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作为体现社会责任业绩的载体,供求量快速增加。和非国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需要承担创业扶持、就业安置和其他政治性的任务。因此社会大众更加关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情况。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组织绩效、企业规模、公司治理、社会压力等经济性动机和合法性动机来探讨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高管是否出于自利动机而自愿进行社会责任披露尚未得到深入研究。本文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从披露意愿和披露质量两个角度,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研究了内外部治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首先,从国有企业高管为获得的超额薪酬辩护这一视角对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展开研究,证实了国企高管出于自利动机而自愿披露社会责任,同时也揭示了社会责任披露已经成为高管进行印象管理的手段,丰富了对社会责任披露的研究;其次,本文提出,国有企业能够通过调整董事会结构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监督机制,抑制高管利用印象管理进行薪酬辩护。鉴于此,本文研究国企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研究现状,发现不足。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薪酬辩护假说以及信号传递理论,通过分析提出本文假设;以沪深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自2014年到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本文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结构可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目标与思路、内容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做出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综述了有关本文主题的国内外文献。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三类:高管超额薪酬的相关研究、企业披露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以及薪酬辩护相关研究,为后续章节奠定充实的文献基础。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首先界定了高管超额薪酬和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概念,然后分别阐述了管理层权力理论、薪酬辩护假说以及信号传递理论,基于上述理论提出本文假设,进而完成实证探究理论支撑的构建工作。第四部分主要是进行研究设计。本章研究内容涉及层面较广,例如变量界定、模型设计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将国企高管超额薪酬和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从微观层面进行量化,实证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所建立模型的基础之上,对研究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此外,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在充分分析实证结果后总结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并且对本文的贡献以及不足点进行总结。通过研究结果可知:当国有企业高管存在超额薪酬时,可以通过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进行薪酬辩护,而通过改善董事会结构可以有效抑制高管的这种自利行为。文章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现有研究社会责任的文献大多将所有上市公司一起研究讨论,忽略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高管薪酬、经营目标等方面的不同,也忽略了自愿披露与应规披露在披露动机、披露效果方面的不同,而这些都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研究以国有企业为样本,从披露意愿和披露质量两方面研究自愿披露社会责任,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一定的创新。第二,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拓展了社会责任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责任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合法性动机和经济性动机,而基于薪酬辩护假说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缺乏。本文通过研究国有高管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动机,试图探寻新的薪酬辩护途径。第三,本文研究了国企高管是否会通过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进行薪酬辩护,验证了社会责任披露可作为高管薪酬辩护的工具。而现有文献大多将薪酬辩护途径集中于盈余管理和薪酬——业绩敏感度,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非财务信息进行研究,为薪酬辩护假说提供新的证据,并为如何抑制高管的这种自利行为提出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