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基于MM理论假设：在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企业使用的资本只取决于产品偏好与资本来源无关。但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完全资本市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差异,企业使用内外部资本成本是有“溢价”的,当资本需求超出企业资金实际承受能力时,企业将面临融资约束问题。严重的融资约束将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进而引发企业投资和经营危机,制约企业扩大再生产,减少产品市场份额,抑制技术创新,削弱核心竞争力,威胁企业生存和成长,甚至打击全社会的创业和创新热情,延缓乃至危及整体实体经济发展进程。鉴于整体性的企业融资约束可以带来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因此对其成因研究及解决办法的探索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传统理论研究视角多数集中在企业自身因素条件或企业融资决策选择和融资行为实施等微观层面的探讨上,较少关注企业外部环境制度因素的影响。然而,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转型就是变革,变革意味着制度不断变迁和完善并向均衡方向靠近。当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下市场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掣肘,结果是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中必然包含更多的体制性即制度性成本构成,企业从外部融资必然要支付更多融资费用,企业融资能力受到抑制,企业融资规模及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因素。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陷入普遍性融资难、融资贵即融资约束困境的根本原因。制度变化和制度选择可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和绩效,不同制度安排带来差异化交易成本进而影响经济策略和企业行为选择,导致不一样经济行为和绩效。因此,在其它不变条件下,通过增加制度供给或实施制度创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整体帕累托改进。据此,本文以制度与企业融资理论为基础,对企业融资约束中制度因素的影响机理展开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提出制度通过二级传导机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形成的结论。同时,对五种关键制度性因素：市场化进程(Mar)、政府干预(Gov)、金融市场(Fin)、法治环境(Law)、产品市场(Com)在企业融资约束中的经济学逻辑和影响程度进行动态分析,同时使用数理逻辑推算和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实证检验制度因素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机理。在实证方法上,是针对上市企业构建适当反映制度因素发展模式指数,借鉴樊纲等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研究相关结果数据,在欧拉方程投资模型基础上构建制度因素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理论模型,选取深沪A股上市企业相关财务数据为样本组成动态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方法,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关系角度进行回归分析。运算结果表明：整体市场化进程(Mar)、金融市场发育程度(Fin)、法治环境发展(Law)和产品市场发育程度(Com)会减轻企业融资约束,政府干预(Gov)会增加企业融资约束,不同制度因素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回归结果支持了国内一些学者的相近研究结论。二是针对非上市企业中融资约束问题相对严重的群体——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展开实地调查,进一步考察并剖析以上五种制度因素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与实质。两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在上市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成因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综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得出制度因素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机理结论：(1)我国在转型背景下,制度框架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结构和效率,进而影响企业融资策略选择、融资行为实施和经营方式,最终决定企业资本融通能力和绩效。(2)我国在转型过程中,企业获取外部融资困难增加,面临整体性融资约束问题,在众多相关的内外因素中,制度因素是主导因素,是企业融资约束根本逻辑必然。(3)不同制度因素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不同,其中市场化进程、金融市场、法治环境、产品市场减轻企业融资约束；政府干预增加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从根源上减轻企业融资约束的政策建议：(1)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根本在于制度创新。我国企业融资约束根源是制度原因,实施有效制度供给和改进制度是构建合理市场博弈规则、最优化社会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和方向、最小化企业融资成本的前提。(2)减少政府干预行为释放市场本身力量。政府行为过度扼杀了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机制动能,抑制企业组织和消化金融资源热情和积极性,尽快规范政府行为并非是老调重弹。(3)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之本原及宗旨。企业融资约束加重与金融过度创新和无节制自我发展远离服务宗旨密切相关,回归金融本原职能是当务之急。(4)构筑良性金融生态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加强建设健康和动态平衡的金融生态系统,保障资金流动链结衔接顺畅,社会金融资源才能无障碍流向资金需求企业,最终纾解企业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