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特作为清代西北边疆藩篱之一,在保卫边防、建设西北等方面曾做出卓越的贡献。乾隆年间众布鲁特部落相继归附清朝,清朝对其实施了一系列宽容恩惠的羁縻政策,双方确立了良好的宗藩关系,在政治、经济领域频繁互动合作,促进了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至嘉庆后期直到道光年间,由于清朝驻疆官吏在处理布鲁特等民族事务当中举措失当以及境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煽惑使得布鲁特对清朝的内附力和向心力逐渐削弱,传统的业已形成的良好宗藩关系被打破,尤其是至道光朝以来部分布鲁特逐步走上了叛离清朝的道路,参与到南疆地区历次的动乱之中。叛离之外亦有一部分近卡游牧的布鲁特坚决拥护清政府,积极协助清军平定叛乱。由于众布鲁特部落与清朝的亲疏关系不同以及恭顺与叛逆的程度亦不尽相同,所以通过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布鲁特部落来阐述道光时期布鲁特与清朝的顺逆关系以及清朝对布鲁特的管理政策显得更为鲜明与突出。随着道光朝以来布鲁特与清朝良好宗藩关系的改变,清朝不得不改变传统以来对布鲁特的政策。鉴于双方地缘关系以及宗藩关系的改变对西北边防安全影响最为直接,因此调整涉及布鲁特的边防政策成为重中之重。而边防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伊犁至喀什噶尔军行路径的选择以及重新开辟伊犁至南疆军行路径问题上。除此之外伴随着道光以来清朝国力的进一步衰弱以及对西北边疆管控力的下降,导致清朝对布鲁特采取了更加近乎保守性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尤为体现在清朝不再继续指与布鲁特游牧地以及免除布鲁特贸易税率等问题上。总而言之至道光朝以来清朝与布鲁特之间的良好藩属关系发生转变,而基于这种关系的转变以及清朝综合国力的衰弱,清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宽容恩惠、妥协退让的措施来追求西北边疆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