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既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医学、法学问题,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伦理学问题,直接关系到病人、家庭、社会等多种价值的交叉和冲突。国外已有不少国家从立法上予以明确,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也在各界理论学者和医务工作者的辩论声中愈演愈烈。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论最大的莫过于权利属性问题,安乐死到底是国家权力还是个人权利?宪法赋予公民生存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有选择死亡的权利?生命权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和生命价值的实现,以及个体对生命利益的自由选择,然而支持安乐死正是对生命权的支持的尊重。死亡权是生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安乐死的本质是“安乐”而不是“致死”,因为死亡对于患者而言已经是既定事实,在病痛的折磨下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对社会而言也是公共资源的无意义的损耗。选择安乐死是出于人道的理性的考虑,对死亡方式的一种人工调控。目前社会公众对于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法律上的空白导致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混乱和滥用,也进一步造成司法执行举步为艰。法律应当以人为本,笔者赞成安乐死的合法化,通过法律严密的制定安乐死的各项程序,从而达到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进步。安乐死问题是对传统伦理的极大挑战,也把医疗卫生条件提高至新的水平高度。在我国现有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之下,对于安乐死的立法应当稳步进行,要综合考虑国情、民情,以及医疗、法律、社会发展的完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