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监理会自1848年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在长达九十余年的时间里,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庞大的教会事业和具有多重功能的基督教社区,通过与当地社会复杂的互动交往,形成了兼具近代性和地方性的鲜明特点。早期来华监理会教士之间的传教理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尤以蓝柏和林乐知为代表,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是各自践行自己的主张。蓝柏的活动为日后监理会布道事业的发展培养并储备了一大批神职人员,奠定了苏州作为传教大本营地位的基础；而林乐知从“直接布道”转向“间接布道”,“走上层路线”,为监理会在华事业勾勒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中华年议会成立后,监理会各项事业走上统一发展的轨道,林乐知的传教方略得以逐步实施。文教方面,《万国公报》成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也成为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蒙读本。东吴大学等一系列学校的开办表明监理会已建立起独立完善的教育体系。从华美书坊到华美书馆进而到协和书局,监理会文字事业也逐步走向正轨。医疗卫生方面,监理会先后建成博习医院、湖州福音医院和常州武进医院等现代医院,同时开展医学教育、卫生防疫等工作。专业化的内在诉求使监理会医疗事业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彰显出来,进而使教会与地方社会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妇女事业是在美国监理会海外女差会部直接管理下发展起来的,自1878年首位女传教士来华至1939年为止,监理会的妇女事业逐步在布道、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内开展。当地妇女在女传教士的影响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由家庭妇女变为职业妇女。在中西女塾等女子学校中,妇女的性别(gender)意识和时代特质开始凸显出来。无论从派遣传教士的人数还是从差会本部的财政拨款来看,监理会都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实力超群的传教组织,但它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究其原因,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固然是影响监理会在华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但江南传统社会和新上海两大地方性元素实际为监理会在华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支撑,而“上海财源”对监理会各项事业的开办和维系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