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平议》是俞樾个人学术成就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清末小学成就的代表作之一。《诸子平议》在校勘、训诂方法上宗法王氏《读书杂志》,被梁启超认为是可以与《读书杂志》相抗衡,清代最精善之校勘著作。本论文以《诸子平议》为研究对象,通过与王念孙《读书杂志》、孙诒讓《劄迻》进行对比,探讨了《诸子平议》在校勘、训诂术语的使用与校勘、训诂方法的运用上呈现的特点,分析了俞樾《诸子平议》在校勘训诂上的成就与不足。校勘方面：校勘方法上,《诸子平议》较少利用善本进行对校,以理校法为主。在校勘材料方面,较少利用类书材料而多利用子书、史书材料,认为类书材料“殆未足据”。校勘结论上,一方面,《诸子平议》部分利用他书异文、上下文法一律、文义一律校勘的结论存在强求一律的倾向；另一方面,对于字误原因的解释表现得比较谨慎,对同声旁音讹字性质的判断较为客观和审慎。对于同声旁字,当无足够证据证明二字相通假时,俞氏将之看作“字之误”或“声之误”,或标明形音俱近,这有别于部分故训家将同声旁字一律视为通假的作法。训诂方面,训诂理论上有所阐发,其中不乏闪光之处,丰富传统训诂理论体系。训诂实践中不囿成说,大胆质疑,纠正和补充了一些前人误解的词、句,直接推断了先秦子书注释工作的进步。补充和丰富了子书校释的内容。其中部分词语训释结论已被《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语文工具书吸收,还有部分结论正确的训释成果有助于补充、丰富、完善辞书编纂中的词条收录、义项确立及例证的选取。此外,《平议》在训诂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某些考释有求之过深,好立新说之嫌；对前人及清代时贤已有的成果关注不够,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沾染有滥言通假之时病等。总之,《诸子平议》作为清代校释子书的代表作,其学术价值值得关注,校释上的得失值得研究。这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