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市场发展是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一环。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危机往往以利差升至峰值为开端,平抑信用利差对维持金融体系平稳发展至关重要,而公司债的初始定价是否有效很大程度决定了发行规模以及二级市场的流通价格,因此研究公司债发行信用利差成为重要的议题。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实践证实了包括银行监督在内的外部监督机制的重要作用,且大量研究表明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我国公司债定价较大程度依赖第三方外部治理机构,但目前学者多关注政府、评级机构、媒体监督等。我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债券市场的发行与商业银行体系又有着天然的联系,以银行监督为视角研究其对公司债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作用,是对研究如何平抑公司债信用利差,提高公司债定价有效性,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更进一步探索。因此本文立足于公司债的发行信用利差,选取银行监督这一鲜被考量的指标,以2007-2019年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一般公司债券为样本,匹配上市公司银行信贷数据作为银行监督的代理变量,及相应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商业银行体系对公司债发行定价的影响及作用渠道。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银行监督会降低我国公司债券的发行信用利差。信贷规模尤其是长期信贷规模占比越高,或者发行前有新增银行贷款,公司债发行信用利差更低。是因为银行通过贷前筛选、贷中管理和贷后约束一方面降低了主体公司的违约风险,另一方面降低了投资者的收益率预期。即公司债发行方受益于更大程度的银行监督。第二,基于KMV模型的企业违约风险计算及信用利差分解的分析表明,可将公司债发行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风险溢价和超额债券溢价两部分,其逻辑机理在于目前我国公司债发行定价已能部分反映上市公司主体的信用风险,将信用风险溢价从信用利差中分解出来有利于分析现行公司债定价的有效性。第三,银行监督主要通过信息外溢渠道降低超额债券溢价影响公司债的发行定价,且主体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负向影响作用越大,这是由于银行监督力度增加,债券承销商和公众投资者要求的超额债券溢价更低。虽然既有研究认为银行监督可以通过外部治理渠道降低其违约风险,但本文实证发现只有以增量指标为代理变量的银行监督才能降低违约风险,因为银行监督的公司治理渠道主要是通过贷前筛选方式,贷中、贷后督导鉴于隐形担保和信贷歧视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第四,进一步研究表明,受到更高水平银行监督的企业除了在发行价格上更有优势外,也能享有更高的发行规模,以及更少的限制性条款。此外银行监督在降低信用利差程度方面,不同年限公司、不同行业存在显著异质性。本文刻画了银行监督对公司债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力求拓展现有公司债信用利差的研究框架,为进一步深入剖析公司债市场定价有效性,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新的思路。但受限于银行信贷数据以及公司层面数据的获取,本文只选取了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