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留学日本始自甲午战后，起初多集中于“私立学校”及速成教育科。20世纪初，日本留学的重心转移，各帝国大学及高等学校开始涌现出大批中国留学生的身影。日本第三高等学校为京都帝国大学的前身校。自1894年正式纳入日本高等教育体系起，直至1950年废校，作为关西地区升入帝国大学的预备教育机构，地位相当重要。本文探讨的便是在第三高等学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论述的中心为该校的伪满洲国留日学生。　　伪满洲国从1932年建国至二战结束，持续派遣留日学生十数载，演出了中国近代百年留学史上特殊的一幕。据笔者统计，留学第三高等学校的伪满学生共有15人，奉天省最多，且多毕业于特设预科。伪满学生在籍数在1938年前位居地方官立高等学校之首。留学费用方面，除自费生外，该校伪满留日学生多接受来自于伪满文教部和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补助。伪满文教部补助费根据大城市和地方之别，每级均设置5圆差额。这种地域差异化的补助费模式在留学史上极具独特性。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主要依据“选拔补给生”制度对伪满留学生实施补助。选拔补给生的选定，是由该部主导，在文部省和留学生各在籍学校协助下完成的。在补给期限跟选拔留学生治疗费用方面规定严格。另外，伪满还通过设置伪满洲国留日学生会并组织相关活动来加强对留日学生的监督和管理。　　本文主要依据京都帝国大学文书馆保存的《第三高等学校関係资料》分析该校伪满留日学生的实态。通过对第三高等学校伪满留日学生这一“个案”的探讨，发现伪满政权留日政策与同时期的民国各省相比，极具统制性。伪满留日学生实际沦为“日满一体”畸形教育关系下的牺牲品。第三高等学校同京都帝国大学关系密切，对该校留日学生实态的分析，可作为日后京都帝国大学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