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结构面临老龄化的全球背景下,随着老龄人口在人口结构中占比增加,怎样安度晚年成为居民的现实问题。同时全球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一个共同特点,逐步增加个人决策和参与程度。这种状况使得金融知识和金融教育的作用突出出来,近年来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各国政府日益关注居民金融知识水平,并展开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欧盟甚至专门成立了金融教育国际站点,关注了六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国家金融教育战略,金融消费者保护、妇女金融教育、学龄期金融教育、评估金融教育项目、度量金融知识,旨在为全球政府提供交流相关经验和观点的政策论坛。中国也不例外,同时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使得资产价格不断膨胀。如何保持当前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中国居民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家庭金融的框架下解决,家庭金融是2006年美国金融学年会正式提出的继公司金融、资本市场之后的新兴研究领域。家庭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纽带,家庭是基本经济决策单位,对家庭金融的研究将为宏观金融研究奠定微观基础,有助于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和效果。因而,本文把家庭财富积累和金融知识水平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第二章中首先通过对我国居民金融知识水平分析,了解现阶段影响居民财富积累的因素。研究采用了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2年及2011年消费金融调研数据,依据2012年消费金融调研中专门的金融知识模块,总结了我国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数据显示无论用客观金融知识指标还是主观金融知识指标,我国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并不高,对日常接触的金融产品有所了解,对股票、债券等金融知识水平较低,且主观认识和客观认识不一致；尤其对各个金融产品风险的认识水平偏低,只有10%的人能够正确排序金融产品的风险水平。这一现实状况,对我国金融、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利的。第三章的分位数回归显示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对家庭财富积累有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金融知识水平对财富的影响程度甚至大于收入等经济因素。这说明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金融知识对财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剔除金融知识和财富水平之间的内生性导致的双向影响,采用了工具变量的计量方法,得出了稳健一致的结论。通过对生命周期框架下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分析以及已有文献的经验发现,本文识别出了金融知识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三个渠道：金融知识提高了人们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和调整计划的能力；金融知识促进了金融市场参与；金融知识促进了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分散化行为,并在后续第四章到第六章依次对上述渠道做了分析验证。研究显示有限理性的个体通过制定计划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无论是理财计划还是退休计划,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个人有较高的计划倾向。金融知识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制定理财计划、为退休储蓄或进行长期投资；在金融知识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分析中,以金融认知水平为中介变量,运用2SPLS(两阶段概率最小二乘法)详细考察了受教育程度、接受经济管理专业高等教育变量以及系列信息渠道变量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知识水平促进了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和基金产品购买,作为金融知识水平的基础,受教育程度也正向显著影响金融市场参与,在信息渠道中专业信息提供方以及互联网信息渠道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信息渠道对基金产品购买影响不大,如果基金销售渠道和基金认知渠道一致时,该信息渠道会促进家庭持有基金资产。在保险需求理论分析框架下,金融知识对家庭储蓄性保险持有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最后,文章构建了六个家庭投资组合度量指标,并运用其中四个分析了金融知识和家庭投资组合分散化的关系,我国居民投资组合的分散化程度远低于美国,金融知识显著正向影响了家庭投资组合的分散化程度。本文首次从微观金融的角度研究财富积累。由于纳入了金融知识因素,本文整合了经济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跨学科分析框架,对多学科视角综合分析问题做了尝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金融知识调研和金融教育推进以及加强投资者教育提供了政策空间和经济分析基础,也为家庭理财提供了现实改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