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理事”思想在他的哲学论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船山对传统理学具有深刻的认识,其思想中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以此为基础,船山建立起具有创新性的理学思想即“六经责我开生面”,通过大量对“理事”思想的解读与诠释,建立起理学新的门户,在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船山论“理事”,以“事”为主体,“理”是实际所发生事物的规律总结,“理”寓于“事”中,相依不离。“事”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存在,是一基础性的概念,清三百年之学术思想对“事理”的阐述与思考更深更广的当推王船山,“事理”也是船山理事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船山论“理事”也与“道器”、“理气”、“理势”、“有无”、“常变”等哲学范畴多有重叠,“事”与“理”的关系问题是船山哲学思维的关键抓手,几乎在他的每本著作中都能得到体现。在理事观中船山不只探讨了“事理”思想中的认识论层面知识,也强调以“人”为主体的实践层面的作用。船山对于“理”与“事”的态度为“理事合一”、“理在事中”,船山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相对应的“理”,故不能弃“事”去言“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得出的自然也不会是“真理”。在此基础上船山论“事”、“物”与“器”,认为它们在表达概念中相通,固而“物”中含“理”,“器”中含“道”,“道器合一”;论“气”与“事”,认为“气”聚化成“事”,“气”之运动变化又导致“事”之运动变化,“气外无理”则“事外无理”;论“事”与“势”又与史相结合,认为“离事无理”、“离理无事”。船山讲“理事”,不只是就认识论对其进行分析,也强调“理事”思想的实践。船山运用“知行合一”、“以心循理”、“尽器”等实践路径去达到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把握,同时也在丰富自我的内在修行。到明清之际,船山的“理事”思想也引起时人对“实学”之风的追寻,“实学”与“经世致用”得到了结合,但船山的“实学”思想更加强调“致用”的实践。在近代,船山知行观为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其“立志于道”思想鼓舞了无数革命志士投身于爱国主义运动中,并且其“志”论对现代公民的人格养成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