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大重镇,关于此时的诗歌、辞赋,学界创获颇多,对建安散文致力相对较少,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文学风格和表现形式,建安散文皆呈现出了新的风貌。本文以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全三国文》中的建安单篇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本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细致、深入地梳理和探讨建安时期各体文章的创作状况,探究其中的文学思想和时代风尚,力求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本文由绪论部分和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本文选题的意义及研究范围,确定了建安散文的起止年代和本文研究的文本内容。二是以时间为序,将建安散文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和反思,分为三个阶段,着力论述第三阶段,即50年代初至今,认为建安散文在文本整理及校注、作家生平、思想及创作等方面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对建安散文的研究,或局限在三曹、七子等代表作家作品,较少关注其他二三流的作家作品;或从内容角度,专论某家散文抑或综论建安散文;或从文体角度,单论某种或某类文体,研究视角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拓展和开掘。三是确定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以及在考察建安散文的发展及特点的时候,努力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章介绍了建安散文的创作背景,主要分三个方面论述:一是社会政治背景,建安时期以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政局动荡不安,后期“区宇方辑”,三国分立基本形成,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二是思想文化背景,与政治形势的多变相适应,此时的思想文化也相当活跃。三是建安士风与士人心态,在建安士人身上,既有汉末名士的风流,亦有建安时代造就的通脱。第二、三、四章从文体角度对建安散文进行了分类论述。第二章论及两种目的性、实用性和功利性较强的文体,即下行公文诏令和上行公文奏议。建安时期的诏令风貌多样,曹操的教令清峻通脱,曹丕的诏令典雅清丽,曹叡、孔融、曹植之作也各有特色。章表奏议等文章陈言务实,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或陈政言事,或荐才论人,或劝进辞让谢恩请功,或谈论军事外交,或品文论学,是建安士人积极参政议政的重要体现。此外,建安奏议个性鲜明,理、情并胜,行文严谨,结构严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三章论述了书牍、论说文和序体文。建安书牍情文并胜,既有很强的公文实用性的军政书牍,也有日渐兴盛的披心露性的私人书牍。从题材内容上,军政书牍可分为公务政事类、劝仕荐贤类、劝谏陈请类、外交辞令类、军事檄移类等,私人书牍可分为抒怀写志类、叙事类、品评论议类、状物描景类、戒书类、临终书信等。本文所论建安论说文有以“论”名篇的论文,有以“说”冠名的“说”文,还有以“难”、“答”、“对”名篇的对问体和以“释”、“辩”、“应”为题的设论体等问难类的文章,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选集或文体学中罗列的各种论说文体。建安论说文承继两汉,在文学性和论辩技巧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它的前后相继促进了正始时期和晋代论说文的繁盛。建安序体文创作大盛,有典籍序、诗序、赋序、碑序、颂序、铭序、哀辞序、诔序、赞序、七序、俳谐文序、关于人物品评的序等十余种。建安时期序体文的大量涌现,既是文章辨体的产物,又是文学自觉意识增强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碑诔哀吊、颂赞铭箴等一般以四言韵语为规范体式的文体、杂文以及其他文体。碑文在经历了桓灵之际的兴盛之后渐衰,在内容和功用上,可分为墓葬之碑和纪事铭功之碑,不管是哪一类碑文,作为一种以褒扬功能为主的饰终礼文,在文辞、句式等方面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学化色彩。东汉以来,私谥的盛行和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建安士人们开始重视诔文中个体哀情的抒发,曹植的诔文堪称其中的代表,他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私人化和抒情化的特征,亲友的密切关系和叙咏中的骋才抒情使曹植诔文成为寄托个人情感的文人之文。伤悼弱子的哀辞、品今吊古的吊文以及哀策、祭文等伤悼文体,在庄重的述德以外,也开始注重自我哀情的抒发。建安颂文在颂美传统的影响下,虽然仍是“廊庙文学”中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但也出现了一些美细物和托物言志的平民化、日常化的作品。作为一种四言为主的韵文形式,建安颂文仍有较强的拟古、崇古风尚,但其语言上的骈俪化和颂序的大量出现,体现了颂文文体的发展变化和各种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汉末至建安时期,文体的繁富和辨体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一些文体,如赞颂二体的混用。赞美或颂美是赞的后起之意,赞颂二体在形式和功用上的相近造成了它们的混同使用,但二体在文章篇幅、语言风格、内容和文体功能、作者的情感态度等方面仍有不同之处。曹植的《画赞》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可见的最早的画赞作品。建安赞文在语言形式上皆为四言韵文,且一韵到底,两句为一节奏和停顿,篇幅一般较短,大多为八句,也有六句或十二句者。建安铭文沿承两汉,内容上仍以祝颂和警戒为主,既有诫谏之辞,亦有自警之言。但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咏物铭、颂铭、碑铭等一些新的铭文形式,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有的与其他文体混合使用,不少铭文呈现出了明显的赋化特征。沿袭两汉,根据箴诫对象的不同,建安时期的箴文仍分为官箴和私箴,此外张紘作有一篇纯粹的咏物箴《瑰材枕箴》,已经完全偏离了箴体劝诫的功用。在杂文及其他文体这部分内容中,论及七体、连珠、俳谐文与“势”文等。第五章论述了建安散文的整体风貌。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文体发展与各体皆工,单篇文章创作日繁,无论从作者人数还是单篇作品的总数,建安文章都较两汉有了很大发展,在出现的40余种文体中,几乎每种文体都出现了较为纯熟的作者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是建安散文所体现的时代风尚,包括悲美意识、通过山水之乐传达的自然观与俳谐风尚等。三是人的觉醒下的文的自觉。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建安文士视野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情感体验更加细腻,文章创作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艺术技巧讲求多样化,个体抒情性逐渐增强。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建安散文中的文学思想。建安时期论文的文章已经较为繁富,虽还未出现系统性的文学评论,但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同两汉相比,建安士人的品藻、评赏已是主动的互相交流、沟通,他们畅谈各体文章,在单篇文章文体大备及各体发展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辨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或评论文章的功用、价值,或提出一些文学批评的原则,或品评古代及当时的某些文学作品。他们将文学批评当作文学创作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生命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第七章基于前文论述,确定了建安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建安散文相对先秦两汉散文,既有承续,又有新变和发展,既“收束汉音”、“兼笼前美”,又“振发魏响”、“作范后来”,开启了魏晋六朝散文新的审美风尚。建安堪称改造文章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