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教授，在美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他对文学有着独特的天赋，一生著述多达二十多部，形成了自己庞大的理论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凭借《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误读之图》《卡巴拉与批评》《诗歌与压抑：从布莱克到斯蒂文斯的修正》等诗论“四部曲”而为大家所熟知，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形成了以“影响”和“误读”为基础的实用批评理论，也即是“影响诗学”和误读理论；及至90年代，他又连续推出了多部理论著作，特别是在《西方正典》、《天才》、《如何阅读和为什么》等著述中系统地阐发了他对文学经典的认识，这也是其“影响诗学”和误读理论在文学批评层面的具体运用。 在后现代语境下，传统的文学研究变得越来越边缘，文学研究的切入角度也日趋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理论界对文学经典的评判标准和经典体系的建构标准也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本质论”和“建构论”便是经典论争的重要代表。布鲁姆反对从政治、社会、性别等文学本身之外的因素来解读文学经典，认为文学经典的本质在于审美原创性，并进一步以。影响诗学”和误读理论为基础，以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为主线，建构了自己庞大的西方文学经典体系。 本文从布鲁姆文学经典论提出的社会文化背景、理论基础入手，重点在于理清和阐述其文学经典论的理论内涵，并试图对其做出一些意义和价值判断。布鲁姆力陈文学原创的重要性，认为文学经典的本质在于审美价值的原创性和陌生化，是原创与传统的巧妙融合，而这种原创性是作家通过“误读”强大前辈，在和前辈的竞争中获得的；布鲁姆还借鉴了维柯的社会历史三阶段循环理论，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其对文学发展的分期，将西方文学经典发展的历史分为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三个阶段。这个宏大的文学经典史不是完全按照编年顺序，也不是作家之间的简单罗列，而是以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特别是其他作家和莎士比亚的关系为参照来建构的。这样布鲁姆便以莎士比亚为原点，以作家的生平年代和国别为横轴，以作家的崇高性和代表性为纵轴，以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为坐标点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文学经典谱系；布鲁姆对文学和文学经典的现状是持悲观态度的。作为审美自主性的坚持者，他对文学的政治化、社会化和道德化倾向表达了自己的憎恨，并且孤独地坚守文学的审美性。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文学和文学经典会消亡；布鲁姆还对文学经典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功用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获得审美感受和审美力量是阅读文学经典的最大目的，并且反对文学审美的普遍感受，强调文学经典阅读的个人性和私人化。在文化多元主义盛行，文学审美价值缺失的今天，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论对当下的文学研究无疑是一次当头棒喝，这也促使学术界对文学经典的审美要素进行重新认识；另外，布鲁姆文学经典谱系的建构方法也为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论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他对文学多视角研究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全盘否定，对文学经典的教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完全忽视以及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论述的偶像化和神秘化倾向等就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