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源诅咒”提出以来,经济学界围绕“资源祝福论”和“资源诅咒论”这两种完全相悖的观点展开了一系列探讨,但并未达成共识。国际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经济强国通过丰裕的自然资源获得最初的资本积累和经济繁荣,与之相反,委内瑞拉、刚果和伊拉克等自然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却陷入经济增长困境,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仅没有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引擎,反而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即出现“资源诅咒”。放眼国内,我国自然资源虽然总量丰裕,但呈现出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我国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沿海地区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西部地区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时略显乏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东西部出现经济差距。目前我国已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对资源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西部地区若不转变过度依赖资源优势的局面,长此以往,将落入“资源诅咒陷阱”。随着我国“十三五”规划“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全面进入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度调整期,过去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适合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鉴于此,以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作为研究对象,以省级面板数据作为观测样本,旨在对相关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的“资源诅咒”假说,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和传导机制研究,将“资源祝福”和“资源诅咒”纳入同一非线性框架内解释,以期平息学术争论、缩小学界分歧,并为资源丰裕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支撑,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在此背景下,利用我国西部地区除西藏外的1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对以往研究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和观点进行梳理归纳,以求对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运用面板回归确定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估计资源开发以及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确定规避“资源诅咒”作用最强的因素。同时对“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确定西部地区产生“资源诅咒”的原因。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破解“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首先结合当前事实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评述,同时结合我国资源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现实,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其次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和主要创新点;第二部分,对经济增长理论和“资源诅咒”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在总和前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本文的评价体系,提出本文的7个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基于“资源诅咒”对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对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两者关系通过初步统计观察进行直观验证,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和“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理论下对相关变量的进行选取,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运用2006—2015年我国西部地区除西藏外1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之后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以研究各控制变量对解释变量之间关联效应的影响情况以及对倒U型曲线及其拐点的影响;第四部分,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解释,在对现有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际,选取各“效应”的替代变量并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为破解“资源诅咒”提供理论依据;第五部分,破解“资源诅咒”的对策。文章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成果,创新点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总结。经过以上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验证了假设A1的成立,计算得出曲线的拐点为46.3147%,即当资源开发强度小于这一拐点值时,资源开发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处于“资源祝福”状态;当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源产业造成资源开发强度大于拐点值时,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资源红利误配、寻租和腐败滋生等负面效应就会处于优势,资源开发活动非但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福音,反而使其落入“资源优势陷阱”。(2)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引入不同因素的表现有所差异。所有变量都增加了拐点值,延缓了“资源诅咒”效应的到来,特别是私营经济发展、制造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三个变量的延缓作用最为显著,是决定“资源诅咒”能否被成功规避的关键因素,政府干预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增加了“资源诅咒”发生的风险,不利于“资源诅咒”的规避。(3)在本文的样本省份中,我国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还是处于“祝福”型发展省份,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呈积极的促进作用,只有新疆一直处于“诅咒”型发展省份,出现资源开发抑制经济增长的现象。从各省资源开发强度年均值来看,新疆处于“资源诅咒”,宁夏、陕西已经临近曲线拐点,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很有可能落入“资源诅咒陷阱”之中。(4)资源开发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资源诅咒”效应,主要是通过其对制造业的“荷兰病效应”、科技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制度弱化效应”四个间接传导机制实现的。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点体现在:在非线性框架下进行研究,对“资源祝福”和“资源诅咒”并存的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多数研究是在线性框架下进行的,研究认为我国西部地区存在“资源诅咒”,本文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西部地区只有新疆一直处于“资源诅咒”,宁夏和陕西临近曲线拐点;与前人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当前政府干预适当,很好的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存在政府干预会造成拐点前移,导致“资源诅咒”现象出现,因而,政府应进行适度干预,防范过度干预;在诸多影响因素中,私营经济发展、制造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三个变量能够明显“延缓”资源诅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