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国内外在对隐性采访研究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新闻学的发展和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自律制度的完善,在新闻采访中隐性采访应用得越来越少,新闻学、法学、社会学和伦理道德学等领域的学者慢慢减少或淡化了对隐性采访的研究,同时,隐性采访在其社会发展进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退出研究焦点范围。在中国,隐性采访兴盛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它在舆论监督和媒介竞争中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并在一定时期内呈现进一步发展、兴盛的趋势。国内从事新闻实践的记者编辑多对这种采访方式持肯定态度,尤其认为在舆论监督时这是一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而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则多持谨慎态度,更多的考虑这种采访方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担心隐性采访引起传播力量的膨胀和泛滥。笔者从隐性采访的历史谈起,对隐性采访的定义、法律基础以及道德问题作了一番剖析,重点研究了隐性采访的传播力量和控制规范。通过对隐性采访所产生的新闻“力量”和社会“效果”的综合分析,达到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对隐性采访进行“整体控制”,让其恰到好处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综合以上内容分析,笔者认为对隐性采访的规范和控制是必要的,只有全社会把隐性采访置于新闻、法律、道德和公众利益的透明框架内,才能实现综合平衡的控制效果,才能让隐性采访,既能还原新闻真实又能不背离新闻轨道,既能倡导社会公正又不剥离伦理道德,既能服务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又不造成传播力量的膨胀和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