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企业利用其掌握的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结合算法工具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以获取反映消费者相关特征的信息。从理论上讲,平台型企业的算法行为是一种兼具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数据处理与利用行为。在算法的加持下,平台企业在互联网时代能获得和巩固其竞争优势,并在平台经济领域中展现出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功能。但是,如今的算法系统已从单纯的技术工具发展成复杂而不透明的谋利工具,其消极影响为竞争法制度带来了新的思考与挑战。例如,平台型企业首先对消费者实施算法歧视,对不同消费者实施差别定价;又如,平台企业经营者之间达成算法共谋,以达到竞争者之间意思联络或信息交换的便捷;平台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算法排除型的“二选一”反竞争行为,其效果就是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并损害消费者权益。平台型企业的算法滥用行为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算法歧视、算法共谋与算法排除。我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可用于规制平台企业的三种算法滥用行为,并且现行新修订的法律以及相关法律修改的征求意见稿也已新增直接或间接针对算法行为的少量条文。平台企业算法滥用行为之竞争法规制具有两项重要的价值取向,一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二是保护消费者权益,两者也体现了竞争法核心的立法目的与功能。我国竞争法在适用于算法滥用行为时面临偶有失灵的境况,这给竞争法的司法和执法带来了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竞争法的角度分析算法滥用行为,全面深入研究平台企业算法滥用行径的运作机制,以期形成相对完善的竞争法之立法、执法与司法体系。我国竞争法规制平台型企业算法滥用行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相关市场界定困难、垄断协议难以认定、互联网专项规制功能失灵等,需要进行法律体系的创新。算法滥用行为所带来的反竞争效应并未对竞争法带来重大的冲击,但也需在此基础上作出一定的灵活应变,包括一定细分领域的立法革新或执法创新。在具体规制思路上应考虑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创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革新、违法性认定的改进、垄断协议行为的认定、正当合理性抗辩的认定标准,以明确对平台企业算法滥用行为的司法责任归属,同时推进执法领域对平台型企业算法行为的监管,实现竞争法领域针对平台型企业算法滥用行为的立法与诉讼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