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畸高货币化问题曾经或正在困扰着众多理论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诸多学者试图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这一方面是由于货币化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以往研究缺乏一个能够统领货币化进程中各方面推动因素的理论框架,从而注定发现不了我国畸高货币化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评判后,认为麦金农最优货币化理论框架的实质功能是货币化水平的决定,并且这一框架蕴涵着货币化演进的内在机制。因此,麦氏框架本身就是货币化演进的逻辑空间。本文从麦氏框架中发掘出可能导致“高”货币化水平的所有四种逻辑,并从中甄别出我国畸高货币化的演进逻辑。认为畸高货币化问题源自麦氏框架中“货币实际余额持有收益”曲线和银行体系的“边际投资效率”曲线两方面相辅相成的推动。然而,上述两方面的主导驱动力并非来自传统金融深化理论所认为的利率因素,而是来自于我国原有体制瓦解和新体制构建过程所内生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政府干预型金融剩余运用的制度安排,从而导致我国货币化的演进既不是沿着上述两条曲线推进,也不是两条曲线本身形状的变动,而是得自于两条曲线向右侧的大幅平移。同时,政府为牢牢控制金融剩余必然对银行体系进行补贴,从而使得银行体系的部分成本得以外部化,这一政府干预行为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货币化水平的提高。但本文通过逻辑推演认为,这一提高的幅度有限,它只可能是我国畸高货币化演进逻辑的细枝末节;更深入一步,笔者认为我国经济赶超的“强化”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我国的体制变迁,从而内生出我国畸高货币化的演进逻辑。进而,从更深层次上证实了畸高货币化根源于我国经济赶超的“强化”。货币化进程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必然,其注定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而畸高货币化演进逻辑作为一种非传统的货币化演进模式,其对经济的影响又必然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性。推进麦氏框架中两条曲线右移的两方面因素是相对独立的,因此我国的货币化演进历程难以内生出一个类似利率的单一可控变量。这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从而导致我国长期出现货币政策的弱有效性问题;基于同样的思维,我国银行体系也必然会出现较大的存贷失衡,从而导致巨大的福利损失。基于上述推理,本文认为要解决畸高货币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必须对我国货币化演进逻辑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使其内生出能够综合反映推动货币化演进各因素的单一可控变量。从这个角度说,利率市场化就是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