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将不孕症与心血管疾病、肿瘤病列为影响当今人类生活与健康的三大疾病。而在我国，不孕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09年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调研报告》结果显示，我国的不孕不育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3％，20多年间攀升到12.5％，说明我国有1/8的育龄夫妇面临生育的问题。　　研究结果认为，不孕症的产生不单纯是一种疾病表现，发病往往与人们生活环境、个人生活观念、生活习性等息息相关。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产生了卓越的理论与治疗思想体系，在预防及治疗疑难杂症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疗效卓著的成方制剂，为我们研究不孕症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撑。　　“不孕症中医古籍文献研究及评价”涉及到的古籍对象广泛，包括医经类古籍、女科类古籍、本草类古籍、方书类古籍、内科综合性古籍、诊疗类古籍等多类文献;涉及古籍数量达140余种，医家约130位之多。选择古籍原则以全国51位妇科大家在成才之路上熟背、熟读的文献或者推荐后学者的妇科古籍、其他综合性古籍以及利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发的“面向临床服务的中医知识关系数据库”作为不孕症古籍文献研究对象与检索原则，以时间朝代为依据，宋以前为必选古籍，研究基本涵盖了明代医籍，对清代医籍选择了代表性较强的古籍。　　《说文解字》曰:“孕，裹子也”。《辞海》曰:“孕，怀胎”。而“不孕”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的《素问·骨空论》中，曰:““督脉者……此生病，……其女子不孕”，首次提出不孕与督脉病有关。不孕，又称之为“无子”。见于《灵枢·邪客》篇，曰:“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说明不孕无子既是一种生理缺陷，也是一种疾病表现。《神农本草经》有“绝产”、“血闭无子”、“无子”、“绝孕”之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妇人杂病中阐述曰“久不受胎”。根据研究结果，仅秦汉时期不孕症的称谓大致有8种，“不孕”、“无子”、“胎孕不育”、“难子”、“久不受胎”、“绝产”、“血闭无子”、“绝孕”，其中，“不孕、无子、绝产、绝孕”直接指出不能怀孕的结果，关注重点在于结果。而“难子、久不受胎、血闭无子、胎孕不育”则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指不能受孕的事实，更重要的在于说明这类不孕症程度。魏晋至隋唐时期称谓多达13种之多，分别有“绝子”、“无子”、“血闭无子”、“断绪”、“绝子不产”、“子脏闭”、“子门壅绝内”、“绝产”、“少子”、“全不产”、“久不产”、“不受胎”、“妊子不成”等，将不孕症概念与不孕症原因相结合予以命名。此期，已经能够将原发性不孕与继发性不孕加以区分，分别谓之“全不产”与“断绪”。宋金元时期，对不孕症的称谓更多，主要结合病因病机进行定义，如“月孕不成”、“积结无子”、“冷结无子”、“久冷无子”、“久虚无子”、“肥者不孕”、“瘦者不孕”、“肥盛不孕”及“瘦怯不孕”之名。阐述过肥、过瘦、子宫冷、过虚、积结均可导致不孕。明清时期，病名多由表示时间长短或程度副词如“十年”、“从来”、“不能”、“难”等组合而成不孕症病名，用以表示妇人无子产生的时间长短及患病轻重程度等。总之，古籍文献中，病名的称谓不仅反映疾病本质，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有多种含义，值得研究者关注病名的称谓。　　通过对历代妇科古籍以及综合性医籍的著录研究，我们发现，在早期文献中不孕症均出现在妇科杂病中，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有妇人杂病3篇，其中在温经汤中提到可以治疗不孕。不孕首次出现在古籍卷篇章结构中的当见于《脉经》，为第9卷“带下绝产无子亡血居经证”，并且阐述了不孕无子症状和脉象。《诸病源候论》首次在卷38单列“无子候”;卷39单列“月水不利无子候”、“月水不通无子候”、“子脏冷无子候”、“带下无子候”、“结积无子候”。高度概括总结了当时不孕无子分类，直接反映了致病因素。说明至少在隋代，对不孕无子不仅十分重视而且对其证候表现研究亦达到一定认识高度。　　宋金元时期，宋代官方医籍《圣济总录》代表着当时学术界的认知取向。其中卷153载有“妇人无子专篇”，叙述大量治疗治不孕症成方;《太平圣惠方》，卷70亦载有“治妇人无子诸方”。此期，在目录中能够反映医家以及患者对于不孕求了的愿望，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十七》载有“求子论”、《仁斋直指方·卷二十六》附有“子嗣”篇。代表性的妇科医籍《妇人大全良方》专列“求嗣门”，收录《千金翼》求子十五方，“陈无择求子论”、“褚尚书澄求男论”、“妇人无子论”、及“温隐居《求嗣保生篇》方论”等。而在《儒门事亲》中明确罗列治疗不孕症医案6则。　　武之望《济阴纲目》在卷6中单列“求子门”。分列“论求子须知先天之气”、“论求子脉须和平”、“论求子先调经”、“论求子贵养精血”、“论求子必知氤氲之时”、“论合男女必当其年”、“论男女精血盛衰”、“赶经法”、“论痰饮不孕”、“论求子禁用热剂”、“论孕子杂法”、“脉法”、“治血虚不孕”、“治宫冷不孕”、“治痰塞不孕”、“治婢外家不孕”等，不仅论述不孕症致病因素，而且更加广泛关注调经、养精血、受孕时机等多方面。此期，仍然延续了宋金元时期的“求子门”，而不以“不孕单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医文化内涵。《傅青主女科》则直接将“求子”称之为“种子”，列有“种子”篇。分类为“身瘦不孕”、“胸满不思食不孕”、“下部冰冷不孕”、“胸满少食不孕”、“少腹急迫不孕”、“嫉妒不孕”、“肥胖不孕”、“骨蒸夜热不孕”、“腰酸腹胀不孕”、“便涩腹胀足浮肿不孕”等。　　概括而言，自宋代以来，有关妇人不孕主要见求嗣门、求子门（篇）、种子门、调元篇、胎孕篇、胎前症、发育论等篇章中。明清时代，出现了以求嗣或生育为主要内容的专科古籍，如万全的《广嗣纪要》、陈文治《广嗣全诀》、俞桥《广嗣要语》、岳甫嘉《医学正印种子编》等，由此，可以认为，从明代开始，不孕已经发展成为妇科中的重要专科，被医家所重视。　　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比对研究我们发现，古代医家对不孕病因病机的认识亦是有一个逐步丰富发展的过程。我国最早症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一书，指出不孕症的机理是由于将摄失宜，饮食不节，乘风取冷，或劳伤过度，致风冷之气，乘其经血，结于子脏，子脏冷，故无子。唐宋以来，医者们一直遵巢元方所论述。唐代孙思邈等医者普遍认为不孕与“外感风冷之气”而致富寒密切相关。及至金元四大家，又以个人的临床见解不同对妇人不孕症治疗进行了适当的补充。明清时期医者如张介宾、薛己、赵献可等人受易水学派思想之影响，特别留心精气虚损一面，尤以脾肾虚损最为突出，临证用药，多偏于温补，而蔚然成为温补学派。加之明代脏腑辨证理论大发展之后，肾阴、肾阳亏虚才取代了外寒说而成为不孕症的主要病因。　　元代，朱丹溪对不孕症的病机有了新的认识。朱丹溪首次提出痰湿可以导致不孕症。丹溪指出肥盛妇人由于脂膜满溢，闭塞子宫从而影响月经不调而致不孕。他只是概括性的认为痰湿可以影响妇人月水不调，并未做进一步解释。直至明清时期，一改朱氏所论痰湿病邪影响妇人经水不调所致不孕的笼统说法，对痰湿不孕作进一步解释，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明朝出现两种观点:一方面认为影响月经的正常运行，从而出现闭经或过期而经行或数月一行等月经异常现象，最终导致胎孕不受。另一方面是膏脂充满而闭塞子宫，即使男女交合亦不能正常凝精，导致不孕症的发生。清代医家认为肥盛人不孕是由于下体肥胖，子宫缩入，难以受精所致。傅青主认为肥盛主要因为脾虚不能正常进行水液代谢形成痰湿，从而痰湿阻滞胞宫导致不孕。首次提出痰湿不孕从脾肾论治。　　气与血二者对妇人无子的影响，最早的论述见于宋代《严氏济生方》。提出“妇人无子，是由于气盛于血。”元代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正式提出血少不孕的说法。明清时期医家对朱丹溪“血少不孕”之说作具体分析后，可概括成两层含义，一是指气血不足，二是指冲任伏热，真阴不足。　　清朝陈士铎对不孕症病因病机有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女子不能生子有十病。一胎胞冷也，一脾胃寒也，一带脉急也，一肝气郁也，一痰气盛也，一相火旺也，一肾水衰也，一任督病也，一膀胱气化不行也，一气血虚而不能摄也。　　除了病理改变外，还有生理缺陷可致不孕。明代万全首次将这种先天性畸形划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别，并命名为螺、纹、脉、角、鼓。目前，螺、纹、角、鼓均可以借助手术治疗而有妊娠的可能性。　　本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基于中医古籍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妇科古籍进行示范性的评价研究。有学者针对现代医学双模、有试验依据的研究方法认为，古籍文献是一种证据级别较低的文献，甚至不能作为证据被使用。众所周知，我们中医从业人员一代一代的成长，不能脱离对古籍文献的阅读，以更好地培养中医素养。中医人才的培养，著名卫生部前顾问秦伯未先生早就提出“读古籍，做临床”的培养模式。但如何选择古籍，选择品质好的古籍，将载有优质内容的古籍科学有序地推送给临床医师，这亦是中医临床文献研究的一个部分，不仅有实际需求，更有学术研究价值与前景。有鉴于此，本论文通过大量阅读古代医家人物传记、地方志、《各家学说》（第五版教材）等从中研究选择了从“原创性要素”、“转折点要素”、“实践有效性要素”、“对后世启迪要素”、“后世依从性要素”、“临床验证要素”六个方面对古籍内容以及质量进行评价，进行示范性研究，为今后文献评价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