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社会政治走向衰落之时，儒学却在外在刺激和内在发展的逻辑中进行着自我更新与转型，即从通经、修德、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中发展出以经世致用为中心的实学思潮。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历经曲折终于踏上中国土地时，实学思潮中的经世致用搭建了儒学与西方科学沟通的桥梁，长达三百多年的儒学与科学的互动就此拉开历史序幕。　　在晚明士人对经世致用的迫切追求，以及利玛窦等制订附儒、补儒、合儒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共同促动下，诸多儒士参与到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过程中，徐光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徐光启深受通经、修德、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浸染，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他还是西学东渐以来接触、传播、译撰西方科学著作的先行者。可以说，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与实践过程亦是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具体呈现。　　简要而言，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内核确立阶段。传教士本想通对《几何原本》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吸引中国士人走向信仰上帝的道路，但徐光启却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重新解读。在他看来，《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典范。因此，徐光启一方面注重《几何原本》经世致用的功效，另一方面则把《几何原本》中体现出的公理化体系和对求其故的重视强调为“不用为用”的“大用”。这就为此后徐光启将度数之学视为实学的内核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徐光启将度数之学确立为其实学的内核主要是通过对算学的正本清源，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核心扫除了障碍;通过对度数之学贵义重证的阐释，为度数之学成为实学内核提供了方法保障;通过对度数之学的拓用旁通，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搭建内容框架三方面的努力而实现。　　(2)框架搭建阶段。徐光启实学思想主要是以“度数旁通十事”为框架搭建起来的。在“度数旁通十事”的思想来源上，徐光启受到了中国古代算学和西方几何之学的共同影响。徐光启对“度数之学”的定位和理解也在此基础上形成。“度数旁通十事”的构建中显现出了内容确立上的融会古今中西、展开次序上的对国情国势的关联以及在补充推广上友人门徒的支持的特点。最终徐光启的实学内容框架涵盖了测量、农业、律吕、会计、舆地、医药、军事、历法等十个领域。　　(3)实践展开阶段。徐光启实学的实践展开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中明线表现为基于晚明社会政治需要的急迫程度而呈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因勾股测望“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故先之”;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频发时，翻译《泰西水法》对西方水利知识和工具的介绍与引进便成为应对之举;面对后金对明朝威胁的加重，徐光启又将他的实学关注点转移到军事领域，强调西洋火炮和铳台引进和仿制。最后当历法误差已经不得不顾时，徐光启又担负起改历的重任，主持修订了《崇祯历书》。暗线则体现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认识的逐步全面与深化的过程。《几何原本》的翻译让徐光启认识到度数之学“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基础地位，他在勾股测望、农田水利、军事领域实学实践的开展则是对西方科学知识、方法、技术的全面运用。崇祯改历时对尽用西法的坚持则显示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内容、方法、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两条线索并行不悖，互为促进。　　(4)逻辑完成阶段。徐光启制订了与大统历“会通归一”的改历方案但却“尽用西法”，看似矛盾实则是晚明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选择与应对。在科学强大张力下，徐光启在对中西历学进行了客观比较、对逻辑自洽性与一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和对历学重新划界后，改历尽用西法成为他的必然选择。而“会通”为名的改历方案扫除了“分曹而治”提议的弊端且避免了议用西历所引发的南京教案类似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他应对儒学张力的智慧。这一结果不但在时间上处于最晚，徐光启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处理也最为全面、成熟，所以崇祯改历成为徐光启实学构建的最终呈现和逻辑完结。而且徐光启在崇祯改历中“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之间的圆融应对也表明儒学与科学间的张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弱化或转化。　　简而言之，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是以中西相遇为时代背景，以度数之学为构建内核，以“旁通十事”为内容框架，以崇祯改历为逻辑完成，注重经世致用的同时又强调“求其故”的一种过渡型学问形态。他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具体互动中实现了对儒学知识的更新、对诸如格物穷理等儒学核心概念的突破，也将西方科学方法、思维方式等融入到儒学传统中。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取得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来看，晚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在整体上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经世致用中的实理型致用在实学思潮中的发展也为儒学与科学提供了学理上亲和的内在依据。　　时至今日，中国经历了近代化的阵痛，科学已在中国扎根生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发展低潮后也迎来了复兴契机。儒学与科学的张力虽然客观存在，但通过对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过程的历史考察，有理由相信儒学与科学在现代同样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