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爆发性增长,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自由化大幅增加了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资本的跨境流动优化了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同时,跨境资本的大幅流入可能带来资产价格泡沫,造成金融不稳定性增加,经济的紧密联系也使得跨境风险传染更为广泛和放大。一旦系统性风险对经济基本面产生冲击,资本流动发生中断甚至逆转,可能对国内经济产生巨大损害。最近几次大型金融危机的背后,都可以发现跨境资本流动的推波助澜。而2020年COVID-19的爆发对各国的经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跨境资本流动方式和规模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全球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减少跨境资本出现极端变动、防范跨境风险传染是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非储备货币国家的央行在应对国内系统性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时,获取储备货币的能力有限,从而无法充分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各国吸取危机的教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积累外汇储备、争取IMF可贷款额度、与储备货币国家签署央行货币互换协议等方式,这一系列措施被称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进一步加强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完善。另一方面,统计数据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跨境资本极端变动的发生有所减少,即危机期的极端变动发生率的峰值亦均远低于之前几次危机,呈现由“浪潮”转为“涟漪”的现象。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全球跨境资本极端变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显著减少?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加强和使用是否对跨境资本极端变动产生影响?更进一步地,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加强和使用是否对防范和化解跨境金融风险传染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围绕跨境资本极端变动和全球金融安全网展开,试图解决以上问题,为中国的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防范提出政策建议。首先,研究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历史发展和变革出发,对外汇储备、IMF贷款、央行货币互换、区域金融安排等四个部分展开详细的分析。研究发现,外汇储备全球总量、IMF份额均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大幅增长,而这主要是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的,这些非储备货币国家主要通过增强储备货币的获取能力,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而发达国家则通过央行货币互换解决全球流动性问题。与此同时,区域金融安排由于比IMF更快速的特点,也成为各国应对风险冲击时的重要选择。其次,研究通过引入流动性螺旋机制,构建了跨境资本极端变动动因分析的一般均衡模型,探究全球风险冲击下,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等因素对跨境资本极端变动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的全球金融风险水平下,全球金融安全网能否缓冲跨境资本极端变动。研究区分了跨境资本流入激增、资本流入急停、资本流出外逃、资本流出回撤四种类型,发现各国跨境资本四种极端变动既具有一定的联动性特征,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急停和回撤的联动性特征显著强于激增和外逃,即负向冲击比正向冲击有更强的联动性;其二,全球金融风险因素对各国跨境资本极端变动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其三,全球金融安全网络能够降低各国跨境资本极端变动发生的概率,但这种缓解作用在全球金融风险较高时有所减弱;其四,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央行货币互换额度对缓解跨境资本极端变动的作用相对较强,其次是外汇储备;其五,经济增长率显著影响跨境资本极端变动概率,意味着较强的经济基本面对缓解跨境资本极端变动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研究基于跨境资本极端变动的渠道作用,探究全球金融安全网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安全网能够显著降低系统性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而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影响有部分是通过影响跨境资本流入急停实现的,对系统性银行银行危机的影响,主要通过银行类资本和权益类资本流入急停渠道实现,对货币危机的影响,主要通过债券组合类、FDI资本和权益组合类资本流入急停渠道实现。此外,净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可能由资本流入的急停所导致,也可能是由资本流出的外逃所导致,但全球金融安全网能够降低跨境资本流出外逃发生的概率,却并非通过跨境资本流出外逃渠道影响金融危机的发生。最后,研究认为,为了防范化解跨境金融风险传染,各国一方面需要致力于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和使用全球金融安全网络,以及在合适的时机实施恰当程度的资本管制政策,以帮助缓解国外不利冲击的影响。此外,由于全球金融安全网可通过跨境资本极端变动渠道影响金融危机,因此进一步细化跨境资本极端变动的衡量,建立相应的动态指标监测体系,对于我国防范跨境风险传染的实践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