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之后，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文献与日俱增，国内外经济学家为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产权改革道路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探索。现有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竞争论，该理论强调市场竞争的重要性；第二类是产权论，这一理论强调了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尽管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都很重要，但是这两种理论既不能相互融合，也难以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成效。纵观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有三个问题困扰着我们：(1)为什么在经典的产权理论中被视为最有效率的私有产权反而在改革初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率?(2)什么是国有企业的最优产权安排模式? (3)应该如何评价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历程，为什么曾经推动过国有企业效率大幅提升的放权让利、承包制等产权制度会逐渐失去活力，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本文综合使用了契约选择理论和交易费用分析法，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在深入剖析我国国有企业产生的特殊背景和企业的特有性质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国有企业最优产权安排模型，并利用这个模型回答了困惑我们的三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两个范畴：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产权安排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政治法律环境则是产权安排产生与变迁的制度环境。交易费用受到政治法律环境和产权安排的共同影响。一方面，最优产权安排能在既定的政治法律环境下，最大限度地节省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政治法律环境的变迁取决于产权安排的变革，但政治法律环境具有“粘性”，其变化是渐进式的、缓慢的，最优产权安排会随着政治法律环境的变迁而演变。因此，分析国有企业最优产权安排必须立足于国有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和特殊的契约性质。我国国有企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具有特殊性，改革之前，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之一。改革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所处的特殊的政治法律环境决定了企业契约和交易费用的性质。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形式，我国的国有企业也是一组契约的联结体，但我国国有企业中的契约存在特殊性。首先，作为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的全体人民缺乏行使权利的行为能力。其次，由于初始委托人的缺位，一种等级结构的委托-代理链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具体而言，这条委托-代理链包括三个层次：政治委托、行政委托和经济委托。第三，在这条等级结构的委托-代理链上，各级委托人的目标都是多元化的，既有经济目标，也有非经济目标。第四，国有企业经理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行政任命的产物。因此，企业中的交易费用不同于私有范畴的企业。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三种重要的交易费用：生产性代理成本、行政性代理成本和信息费用。生产性代理成本产生于国有企业的第三层委托-代理关系(经济委托)中，是由于这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上的代理人——企业“内部人”生产性努力和非生产性努力扭曲而导致的企业效率损失。行政性代理成本产生于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行政代理)中，是由于这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上的代理人——地方政府、国资管理机构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行为扭曲而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信息费用是由于国有企业决策者缺乏必要的内部管理能力或外部管理能力而产生的成本。国有企业的最优产权安排正是在具体的政治法律环境制约下，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交易费用的产权安排形式。国有企业最优产权安排模型显示：在与中央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环境中，私有产权不具备发挥效率的现实条件，完全的国有产权反而能最大限度地节省交易费用。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处于中间状态时，两权分离是最优的产权安排模式。只有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完全建立时，私有产权才能充分发挥其有效性。另一方面，产权制度变革改变了竞争的规则，直接推动着政治法律环境的变迁，然而，政治法律环境具有“粘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变迁过程，企业最优产权安排也会随着政治法律环境的变迁而演变。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回答困惑我们的三个问题。(1)在改革开放初期，与中央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尚未根本破除，大部分经济活动仍要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完成。私有产权会产生高昂的信息费用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不具备发挥有效性的现实条件。(2)国有企业最优产权安排是在一定政治法律环境约束下，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交易费用的产权形式。而且最优产权安排是一个动态过程，会随着政治法律环境的变迁而演变。(3)随着改革的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项政治法律制度不断趋于完善，在竞争性领域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沿着两权分离、承包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民营化这个路径向前推进。在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各项改革措施都是当时改革环境中的次优选择。此外，随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推进，企业的交易费用逐渐下降，社会总福利不断提高。本文用交易费用的视角分析国有企业最优产权安排，并且不再将最优产权安排看作一个静态的制度安排，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内生于政治法律环境中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优产权安排既会随着政治法律环境的变迁而演变，也直接推动着政治法律环境的变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模型，实现了分析范式和结论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