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实质是以男性为主体和规范的男性文学史,作为非我族类的第二性,女性始终沉寂在历史地心。直到二十世纪初,在社会变革各种意识形态大动荡时期,一批接受高等教育和先进文化的女性开始觉醒,在沉淀了数千年智慧和勇气之后,厚积薄发,用自己柔弱的身体走出了一条满布荆棘的血泪之路,向固若金汤的男权世界发出抗议之声。正是这种主体性言说,使被压抑的女性经验首次进入文学,改变了女性的历史性沉默。本文在研究分析女性书写缺失和作品中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二十世纪初女性群体浮出历史地表、艰难发声的主体生成过程,即她们颠覆和解构传统男权文学的书写模式和书写艺术,在对她们勇气和魄力礼赞的同时也指出了她们写作中的不足。她们面对长期失声的残酷现实,在外部世界提供的绝佳悬浮舞台和在对内部世界自我审视形成救赎的心理机制下,找寻女性自我和建构女性主体,力求从根本上改变依附于男性的奴性弊根。道阻且长,新旧异质的碰撞和消长,使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主体的书写呈现出繁复的常态和曲折的历程。她们首先被新文化先驱们反封建专制和家长独裁的社会语境裹挟着向父亲发出厉声的拷问,并在精神弑父之后果敢逃出父亲的家庭,在文本写作中通过语言暴力等强制性手段来解构父权体系下伟岸的父亲形象。推倒父权和男权这个历史的精神支柱之后,女性文本的创作呈现出结构性空缺,在女性焦虑的断乳期,母亲成为文本中的叙述主体,五四之女一度钻进母亲的怀抱把母亲作为精神的回归,形成五四时期蔚为大观的母爱主题。三、四十年代随着战争的爆发,女性尚未治愈的伤痛被重新撕裂,她们的主体意识更加成熟,她们在硝烟的背后重新审视社会痼疾,开始把矛头对准封建制度下男权制的他者符号——母亲,祛除了母亲神圣的神性光晕,在母亲的灵魂扭曲上重新认识和编码女性符号。无论是五四之女的“弑父”还是三、四十年代女性的“恶母”,都是以把女性由不自觉的自我意识变为独立自觉的主体意识为旨归,采用颠覆和解构传统男权文化的书写策略。要实现言说主体的彻底独立,单破坏传统的话语仍不够,还要在强势的主流权力话语的夹缝中找寻到女性主体性独特的言说方式,使女性真正成为文本的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和审美主体。她们在五四精神的沐浴中追寻“我是谁”,努力在社会中找到身为女人存在的合法性和独立性；在战争的洗礼中对自己的女性角色重新体认,开始从“男女都一样”的呐喊声中分离出自我,确认“我”是和男人不一样的女人,是能掌握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从弑父和弑母的彷徨呐喊中走出的女性,生命意识逐渐觉醒,企图寻求一种改变和超越自身力量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个体生命,使个体从遮蔽中脱身而出,以真正的自主承担自己的命运和意识。不但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改变,还要成为与众不同无可取代的个体。彰显主体意识的现代女作家们不仅在书写内容上打破传统男权文化一揽天下的局面,在书写方式上也冲出重围,她们通过自传性的书写方式、日常琐事的书写内容、诗意栖居的书写语言,解构男权“菲勒斯中心”秩序的神话,建构了女性特有的话语空间和书写方式。在女性成长的历程中,风雨兼程,血泪交织,女性作家们冷静感知、坦然面对、勇敢书写,通过自身一步步的努力和反抗,使女性从被言说的对象成为言说的主体,使女性昏暗混沌的暧昧性存在渐渐得到语言的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