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针对南部沿海的广东、福建两个省实行了一系列的对外经济政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不断迈进，我国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出口贸易不断发展，直至2010年我国出口贸易额大幅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贸易国，但是贸易大国不等同于贸易强国，现阶段的全球的出口贸易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还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我国仍然处在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零件，进行后期的加工组装再销往全球其他国家阶段。2008年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出口贸易收到了严重的影响，这次危机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不合理处，如何改善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成为我国出口贸易下一个阶段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全球经济不断的深入与发展，世界多极化的不断显现，科技创新成为孕育新产品的摇篮。为了顺应当代出口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我国推行“十二五”计划，并指出加快经济转型与发展、提高科技创新与全民的教育水平，加强产业链结构的完善，把高尖端、高技术的产业的发展与进步发在了绝对重要的位置。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关键的主题: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为了让我国更快的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更快完成的从一个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考虑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之间如何相互渗透、相互发展以及作用机理成为问题的关键。目前已有的文献主要侧重于研究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增长方面，相对忽略了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之间的作用机理关系，而出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那么研究金融发展中的三个维度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与影响，可以为我国出口贸易的转型与发展提供政策引导和方向指引，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出口贸易由“大”转“强”以及提升我国出口贸易在全球的竞争力与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文献方面，本文从诞生、萌芽、发展这三个阶段进行对金融发展的历程进行研究，针对国内外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国外对于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的作用机理分析文献较多，但是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这种研究策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未必适用。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促进方面，对于机理分析方面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集中这两点的对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在实证方面，分别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选取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指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量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的提升效应，探讨金融发展各维度对出口贸易结构的综合作用。通过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作用的实证分析，从空间分解中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得到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政策含义。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建立空间邻接矩阵，选取我国内地八个综合经济区的空间面板数据，计量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结构的空间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说明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的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
　　从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作用的一般规律来看，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既有显著也有不显著的方面，我国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作用情况，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的发展情况相符，但又具有因我国特殊地理位置造成的影响因素。本文建立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维度的整体理论框架，并基于这三个维度的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机理与实际路径，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我国内地八个综合经济区的角度验证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作用，为完善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方法体系弥补了一些研究上的空缺，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为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金融支持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