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适应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有效性而对行政制度实行的有意识的变化和革新。用制度主义的理论来说，行政改革其实就是规定政府职能、权力、结构等的一系列制度的变迁。一般认为，改革的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渐进式的费边主义，一类是跨越式的闪电战术。与实行“激进式”、“休克疗法”或“一揽子计划”的苏联行政改革不同，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行政改革。由于激进行政改革导致苏联解体，使俄罗斯政治在叶利钦时代的涣散与普京时代的专制之间摇摆，经济也极大地倒退，社会动荡严重，人民生活质量下降。而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行政改革条件下，政治稳定，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以人们开始欢呼中国渐进式行政改革的成果，对于渐进式行政改革研究也成为行政管理学界的热点。本文试图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分析中国行政改革的基本现实和规律，并提出走出改革困境、深化改革的基本途径和策略。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制度绩效。那么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一定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制度建构和制度演进共同决定的。按照制度的演进路径来说，它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秩序”，制度主体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研究的价值微薄。但是按照制度的建构特征来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用杨光斌教授的说法“制度使局面完全不一样”。①也就是说，由于制度的建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得到发挥，实现不同的制度安排，采取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苏联和东欧为什么解体，社会动荡，经济倒退，拉美为什么由高速成长到高速衰退，韩国和台湾为什么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在民主化之后保持了增长势头，在我看来，就是由于它们制度变迁的方式和实现制度安排的途径不同导致的。所以，我试图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找到当前行政改革缓慢、困境的症结所在，并按照新制度主义的思路提出走出行政改革困境的对策和策略选择。该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理论意义。新制度主义特别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但是由于它们经济学背景的缘故吧，对于制度变迁主要是指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的变迁。虽然诺斯也认识到，与经济制度相比，作为制度环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他提出了国家理论，并指出国家对于经济的增长、停滞和衰退负责。但是由于西方学者一贯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作为制度环境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是外生的，是既成事实而不加深究。但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不仅不是外生的，而且在内生变量中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关注中国行政制度变迁的新制度主义是不完善的，也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所以，研究中国政府改革与行政制度变迁，是对新制度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　　第二，实践意义。当前中国改革处于改革攻坚阶段，我以为改革攻坚阶段就是深入到改革的核心领域，改革遇到巨大阻力的阶段，其实就是要对改革的推动者和组织者进行改革，也即要对行政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涉及到改革者的重大利益问题。在实践中，我们也确实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中国行政改革，突破改革的困境。笔者认为:在西方世界声音越来越大的新制度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并且也找到了改革困境的原因，这对于中国行政改革的深入，保证改革成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制度变革对于常规时期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研究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分析改革的过程和核心内容，分析改革的需求、供给以及改革困境的原因，最后找到深化改革、突破瓶颈的对策，并且最后提出改革努力要实现的目标和方向，这对于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甚至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研究内容: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主要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了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并试图设计一种良好的行政制度安排。　　首先总论行政改革与制度创新的相关理论及其相关性。第二章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行政改革的背景、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改革的难点等。通过对改革历程的简单回顾和分析，第三章总结出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式---强制性渐进式，并对这一方式的必然性以及改革困境进行了分析。之所以说是强制性渐进式，是因为笔者在制度变迁方式的概括中主要考虑两个变量，一是制度变迁的发动者，一是制度变迁的速度，两者组合形成四种制度变迁方式，分别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诱致型渐进式，以韩国和台湾为代表的诱致型激进式，以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强制性激进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强制性渐进式。这一制度变迁方式的分类是对于以前分类的一种超越和创新，具有较高的区分度。第四章提出了中国行政改革的的核心即政府职能转变，在这章里首先回顾了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及其未来趋势，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及其未来趋势。最后提出了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即服务型政府。同时对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进行了解读，也即服务型政府必须是有效政府、廉价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在分析这些政府的必要性基础上提出了建构的制度选择。　　研究方法: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该方法既包括整体主义的分析又包括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　　(1)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制度分析的起点其本身就具备价值判断或规范分析的性质。但同时，对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规律与出路的分析必须是实证的，从而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可检验性和普遍性。　　(2)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本课题力图使其结果既具有理论性，同时还有数据的支持，并使调查结果的数量分析为理论和结论服务。但是，需要同时指出的是，因为行政改革的数据大多数是微观层次上的问题，而行政改革是宏观层次上的问题，所以定性分析占主导地位。　　(3)历史分析的方法。本文通过对中国行政改革历程的回顾，分析中国行政改革的规律和路径依赖，从历史规律中把握中国行政改革的脉络和未来走向。　　研究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充分说明我们的政府体制无论产生多大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是有效的，我们的改革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这是所有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的。所以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改革的分析，我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继续坚持强制性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改革路径的选择对于行政改革的结果具有重大的影响。苏联和东欧剧变后出现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下滑，说明了它们制度变迁方式的不成功。而中国的崛起则充分说明了中国改革，特别是行政改革的方式成功。当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必须创造新的改革动力，在关键时刻要适时地采取激进式改革，以突破改革的困境。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控制。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当前中国行政改革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对于行政制度的创新和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在行政改革中中国共产党首先追求的是领导地位的稳固，其次才是社会产出最大化，而调和两者之间矛盾的杠杆就是法律。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第三，要符合中国国情，同时要敢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现代化过程中，行政改革是大势所趋。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肯定不行。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国外行政改革的许多理念和做法，是建立在其市场经济发达和官僚科层制体制相当健全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才30年，市场经济还未成熟，官僚科层制尚未完备。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决定了不同的改革路径，所以我们的改革应该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要利用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的成果，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但是不能盲目地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