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小说杂志被誉为晚清四大报刊小说之一,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位置。《新小说》杂志能够站在新旧更替的历史黄线上承前启后开创中国小说创作的新理念、新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做出重要贡献。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综合了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做好了充分的文学准备,近代文学期刊的兴盛只是其中一个显在的重要原因。《新小说》是中国近代较早、较系统、较集中地倡导现代意义上的“新小说”创作的期刊杂志,使中国现代小说具有了现代性的审美要素,扩大了小说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催生了大量小说期刊的创办。《新小说》杂志的小说理念和小说创作深刻影响到“小说界革命”的创新意识,成为“小说界革命”文学思想发生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文学革命最为早期的一次尝试,也为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的和文学的资源。我们对于《新小说》的观察并未局限于杂志本身,而是将其重置于历史现场,历史地和社会地去认识《新小说》出现的根本原因和意义价值。《新小说》和“新小说”的出现并非部分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一时兴起,更不是出于作家的“天才式”创作,而是中国近代社会遭遇西方现代性冲击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它们的出现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和需要,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在《新小说》出现和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文学所独有的特征、观念及现象,因此对《新小说》的认识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挖掘出时代背后的巨量信息,有助于我们把握近代小说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对于社会思想的启蒙作用。结合中国近代基本历史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最为需要的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变革、技术革新、创办实业、整顿军备等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的事务,在“救亡”成为重要命题的时代,人们的所有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救亡”思维。在“救亡”的大历史背景下,《新小说》表现出来的启蒙现代性同样是为了“救亡”服务,是梁启超一代知识分子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失败之后的一次“曲线救国”选择,即通过文学的政治启蒙教化国民,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因此《新小说》从出现伊始便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文学功利性,从而开启了百年中国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文学既要为政治服务,又要推动政治变革和发展。梁启超既是《新小说》的创刊人,也是“新小说”的创作人,如果没有《新小说》和“新小说”梁启超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也会被削减。《新小说》杂志的小说观和办刊理念都深刻打上了梁启超的烙印,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也成为《新小说》杂志的核心办刊理念,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新小说”秉承的创作理念,进而引发了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小说的历史地位被极大提高,从“小道”上升为“大道”,小说的性质和作用发生重要变化,小说创作在思想、题材、主题、结构、语言和叙事技巧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西方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审美特征开始进入中国,影响到中国小说的文学质地,将中国文学强制性地镶嵌进西方现代性装置。在完成《新小说》杂志外部研究之后,我们进入了本体论的内部研究。首先通过大量史料厘清《新小说》杂志的创刊、发行、愆期、停刊等基础事实,还原《新小说》的历史原貌。事实清楚是文学史料研究的基本要求,但是《新小说》在基础事实上存在很多争议。杂志创刊于日本,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组织联合旅日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同人共同创办,杂志社和撰稿人不固定,主编梁启超都会经常因故缺席发刊。甚至于印刷厂也会时有变化,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发行量,《新小说》借用其他报纸杂志的发现渠道。因陋就简、便宜行事的最后结果是杂志管理混乱,编辑出版和发行不稳定,也没有杂志内部的纪事和信息记录,经常需要间接资料的比对分析获取信息。本论文在《新小说》杂志第一手资料查阅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彼此互证,努力接近史实。《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的倡导主要表现在小说理论的建构、外国新小说的翻译与引介,以及小说创作活动等方面,因此对《新小说》创刊理念、小说观、译介观、文学创作和社会干预等方面的研究极为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到《新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兴起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我们通过对《新小说》倡导的文学理念、文学主张、推出的新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发现它在中国现代小说转型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在小说的思想主旨、题材范畴、叙事模式、传播媒介、职业写作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节点上,《新小说》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文学史的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期刊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与代表性作用。《新小说》具有一定的现代多维意义,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思潮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和历史文化领域均产生明显而又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