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问题已成为困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难题，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消除中国的失业问题有着相当的难度，政府对治理失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为了提高政府治理大业的效率，对以往的治理实践进行考察和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就显得十分必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遂选择了《中国五十年反失业政策研究（1949～1999）》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 全文共有7章，可分为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失业导论（第1章）；二是建国以来中国6次失业高峰治理政策的考察与分析（第2、3、4、5章）；三是国外政府反失业政策分析和借鉴（第6章）；四是21世纪初期中国反失业政策建议（第7章）。 第1章介绍了有关失业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分析了失业的作用并据此提出了应该确立的失业价值观。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消灭了失业”神话的误导下，我们对失业现象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但若对失业内涵和外延没有正确界定，不知道该用怎样一个指标体系去反映它，衡量它，就根本无法认识和掌握失业的总体情况和人员的构成，失业的规模和变动趋势。尤其是，要对症下药地找到治理失业的对策，先得了解失业的概念、成因、种类。因此，在本章中，对于失业的标准与失业的种类进行了界定，对于中外主要的失业与反失业理论进行了述评。同时，结合对当前中国比较流行的一种思潮——过度地替失业辩解这种极端倾向——的辩驳，笔者提出了关于失业问题的价值判断标准，即既要承认失业的客观存在，又要坚恃“失业是一种罪恶”的社会态度取向。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中国失业统计的缺陷，提出了改进意见。 第2章考察了计划经济时期3次失业高峰的成因、状况和中国政府反失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曾否认失业现象在中国的存在，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然而，理论上的否认并不能改变失业存在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未能真正减轻政府在就业问题上“劳心伤神”的程度。在本章中，笔者重点对发生在50年代初期、60年代初期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三次失业治理的过程、政策措施、短期成效和长期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笔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建国初期第一次失业高峰期间，政府采取的失业治理方针、政策和措施是符合时宜的，其成效也是极其显著的。失误在于把该保留的积极方法——通过发展多种经济扩大就业——很快抛弃了，却把一些消极的方式——“包下来”的政策——扩大并长期化、固定化，从而使就业工作逐渐走向被动。60年代初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第二、三次失业治理采取了消极的“逆城市化”方式，这种方法虽然救了城镇就业的一时之急，但却使政府走上了一种歧途：把城镇失业不断地向农村转移，把公开失业向隐性失业转化。从这一时期的全过程来看，政府的多种“制度建设”表面上使劳动力达到了“完全就业”，然而，如果动态地看，实际上不利于社会就业岗位的扩大。 第 3章考察了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的两次失业治理。第四次失业问题严重时期是1978—1980年。“文革”结束以后，知识青年集中回城使城镇失业问题骤然严重起来。为了减轻就业压力，中央作出了改变“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和“统包统配”劳动制度的决定，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这一新的就业方针。为此，一方面沿用国家安排的“单位化”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变迁促发集体、个体经济发展，使就业岗位得以迅速扩张，从而渡过了这次失业高峰。90年代初期，面对经济紧缩所造成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政府采取加强对劳动力的计划管理和清退“农民工”的办法予以暂时“掩盖”。 第4章重点分析了90年代后期第六次失业高峰的治理政策，并对建国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方式的演变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和分析，笔者认识到，目前政府正在进行的城镇失业治理政策，虽然强调了“市场化”就业方向，但由于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具体治理方法仍然存在“单位化”倾向和“逆城市化”的旧框框。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政府一直没有予以重视，农民在就业上连“自谋出路”的要求都无法实现。近年来，在城镇反失业政策的具体操作上，强化了排挤“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政策”。 第5章对建国50年来影响中国就业和造成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城镇失业运行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认识到制度性失业即由制度缺陷导致就业不充分这一观象，介中国补会显得特别突山。闪此，笔者提山，通过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织，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等制度创新，激励不同自然人和各种法人的投资积极性，实现国民经济长沏、持续。快速增长，这才是我国最大的再就业工程。 另外，该章还对中国反失业政策的基本特怔。实施效果进行了总结。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政府山于认识上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差异，几次夫业高峰的治理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却在主要手段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在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