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主导下,当前国外工程主义传统的技术哲学走向技术的社会维度研究,形成关于技术实践的微观视域内的经验研究路径,表现为关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技术理性与技术实践之间的本源联系,实现了工程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融合。而返观中国工程主义传统领域中的经验转向的当前研究,技术的社会维度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基于技术理性这一概念而得以实现的两种传统之间的融合还未发生。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在人文主义传统领域中,技术的社会哲学研究缺失,即国内人文主义传统研究界还未如西方法兰克福学派一般,从社会哲学视域出发,揭示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化的实质与形态；同时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技术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技术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为此开展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技术理性化研究应为必然的趋势。本文选择近代山西作为研究时空域,以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典型标示意义与研究的易与性,凭依文化哲学中的建基于技术理性的社会维度的技术文化概念及其学理路径,并且为符合技术理性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成路径,即技术迁移过程是技术理性生成的社会前提,从技术与现代性的桥接模式研究所指示的向度切入,遵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工具化理论,先是前置性地分析基于技术实践面相的技术理性在近代山西社会中的生成过程与标志,进而开展关于技术文化的学理研究。第一章,依据工具化理论中的进级工具化子理论,认为技术理性的生成依赖于技术功能的实现,而由于技术的发展本身所内在的非充分决定性,这一实现过程依赖于特定的前置性社会情境,指向影响技术功能设定的社会旨趣与价值取向,体现出因技术本身发展中的非充分决定性而引入的技术的社会维度,即技术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技术成为一种社会系统为前提。具体到近代山西的时空域而言,在技术引进实践过程中,技术先在地被赋予了现代化的社会理念属性,表现为分别以作为具体的现代化理念之表征的器物与知识的形态得到引进,形成了技术引进实践的多重面相的现代化图景。第二章,依据工具化理论中的初级工具化子理论,对近代山西技术引进活动的现代化图景进行剖析,指出在技术功能的实现业已凭借的社会情境已经得到揭示的前提下,由于技术功能的实现指向技术理性,因此探索技术理性在近代山西社会的形成表征就成为题中之意。根据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即技术理性的外在表现为基于机器体系运转的自动化的物质生产模式,可知在近代山西的时空域中,工业领域的技术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自然客体的技术客体化情景的出现,体现基于技术运行规律的目的的-合理的行为方式,表征技术理性的社会形成。第三章,在技术理性在近代山西社会有以生成的基础上,依据技术文化的学理路径,首先考察近代山西社会价值观的技术理性化过程,意即技术理性的精神性维度在近代山西社会的体现,指出在近代山西社会,价值观是最早开始技术理性化进程的,表现为作为工业主义的精神气质的效用与工具理念在价值观层面的提升,体现出技术理性在近代山西社会的意识形态化。第四章,依据技术文化视域下的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化的循序渐进过程,考察技术理性的制度性维度在近代山西社会的体现,认为该维度呈现于围绕西北实业公司的运行而构建的工业运行体制,表现为以可计算化为运行特征的技术理性化的技术建制的生成,以及预算管理机制在管理工业事务的政府部门中的运行,体现出对于近代山西社会的技术理性的制度性维度而言,围绕西北实业公司而发展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具有承载意义。第五章,以西北实业公司于1946-1948年组建的技术委员会为考察对象,指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共同体只遵循技术规范这一特质,这一委员会是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得到技术理性化的技术建制的基础上成立的,在遵循技术规范的前提下,并且遵循体现技术理性化的文化语境属性的社会规范,凸显技术理性化的精神性与制度性维度的融和形态,可被视为近代山西社会的技术文化的承载体,应被称之为技术文化共同体。结束语比照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文化的基本形态,通过总述近代山西社会的技术理性化情形,指出涵摄技术理性的社会运行机理的技术文化在近代山西社会的形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物化存在与社会的技术理性化,说明基于技术理性的祛魅化的世界观得到完全展现,可谓技术文化在近代山西社会事实上得到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