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银行则是现代金融的支柱。然而商业银行从诞生时起,就经受着金融风险的威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2006年10月公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将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归纳为6个方面:即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银行帐户利率风险。其中,信用风险占有特殊的地位。世界银行对全球银行危机的研究表明,导致银行破产的最常见原因就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中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形式之一。因此,管理、控制信用风险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最重要内容之一。信用风险在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威胁的同时,也激励着商业银行为有效管理信用风险而进行着各种积极的变革,从而使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时俱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经营的风险程度不断加大,银行业监管宽严程度的差异造成国际银行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日趋严重。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国际银行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正式颁布了《巴塞尔委员会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公约,1988年版的《巴塞尔协议》及其补充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许多缺陷和不足促使巴塞尔委员会对其进行重大修改,并于1999年6月发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已于2006年正式实施,从而完全取代1988年版的《巴塞尔协议》,成为当今国际金融环境下银行风险管理的又一国际范本。《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容主要由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组成。其中信用风险管理依然是巴塞尔委员会关注的重点,从风险资产权重、内部评级方法、信贷期限、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信贷集中度、资产证券化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有关信贷风险管理的内容,为各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指明了方向。由于新协议主要是针对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IAB)风险管理来制定和实施的,而这些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都经历了近百年探索和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银行是在“死亡者”身上站起来的“巨人”。在风险管理理念、体制建设、机制变革、流程再造、方法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风险管理已经上升到银行的发展战略高度,实行全员和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部门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保证其独立性和高效率;有相互制约的信贷管理组织体系,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合理的信贷授权、授信机制,严密的风险管理流程,规范的信贷操作程序;积极开发一些新的风险管理技术,利用各种风险管理模型来量化风险使得风险管理更具科学性;规避和管理风险的方法不断创新,以期权为代表的衍生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风险,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使现代信用风险管理从静态走向动态。相对而言,中国农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制、意识和机制迄今仍然比较淡薄和脆弱,以至于资产质量状况一直难以得到根本改善。这些经验对农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为有效进行信用风险管理,须对信用风险进行适当度量。信用风险度量大体可以分为传统信用风险度量技术和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技术两种。传统信用风险度量技术包括专家制度法、财务比率评级法、信用评分方法及Z、ZETA评分模型法。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技术主要有VaR模型、RAROC模型、J.P.Morgan的信用度量制模型(Credit Metrics )、瑞士信贷银行的信用风险附加模型(Credit Risk十), KMV公司的以EDF为核心手段的KMV模型,Mckinsey公司的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等。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方法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引起了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给出的计量信用风险的方法给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随着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商业银行也在积极运用金融创新成果管理信用风险。信用互换、信用期权、信用远期合约、信用联系型票据等信用衍生工具作为金融创新的重大突破,运用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是现代信用风险管理的一场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信用衍生工具能够为商业银行提供信用保护,但它只能转移风险而不能完全消除风险,由信用衍生工具衍生出新的风险也应引起农业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中高度重视。中国农业银行成立于1979年,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在原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纷纷改制上市、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充实资本金上市、外资银行大举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农业银行面临更大的内部经营压力和外部竞争挑战。如何尽快化解巨额的不良贷款,提升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防止新的不良贷款产生,达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顺利实现股份制改造并公开上市,是中国农业银行必须破解的难题。论文运用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理论对农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的成因及识别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农业银行信用风险成因的分析归纳出政府干预、银行治理机构缺陷、对借款人风险识别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是形成信用风险的主要原因。政府干预对农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文章分析了农业银行制度变迁的阶段以及各个阶段政府干预特点及变化趋势,到2006年年底,反映政府干预的特定贷款总量还有4140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为3490亿元,占7362亿不良贷款的47.2%。论文探讨了银行治理结构的内涵,分析了农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内在缺陷及其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对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揭示了公司治理缺陷与信用风险的内在联系,对农业银行绕规模贷款、帐外帐、自办实体等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分析证实公司治理缺陷对形成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作为有限理性的农业银行在进行信贷行为时,难以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导致信贷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农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因此产生。农业银行信贷新规则的实行、审批体制的改进有效遏制了信用风险的增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银行治理对信用风险的重要作用。最后论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银行管理信用风险的路径是:实施不良资产剥离和财务重组,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理顺产权关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防范道德风险;通过信贷流程的再造,建立全面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控制、管理信用风险,除了农业银行自身努力外,金融监管当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演绎,金融监管也应适时变化以适应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