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中心是中共党内“左”、右倾话语，即中共为实现某些主张或思想，在党内以“左”、右倾概念为核心构建的一系列相关叙述。之所以聚焦“左”、右倾这对概念，是为了探讨“路线斗争”背景下的党内政治逻辑。话语是观察这一逻辑的窗口和工具。“左”、右倾话语的形式与内涵，具有真理性的意识形态权力。它与政治权力博弈交织在一起，共同勾画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图卷。　　1927年至1945年，是中共党内“左”、右倾话语的形成期。这一时期，中共完成了对党内“左”、右倾话语的建构任务，形成了纵向上从认识论层面到路线层面再到政策实践层面，横向上覆盖阶级分析、革命认识、组织发展等多方面内容的立体化话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确立了“左”、右倾话语的核心要素和叙述模式，将该话语体系提升到党内核心话语的层次，为“左”、右倾话语此后的发展、变化奠定了基础。因此，本文将研究的论域集中在这一时期。　　长期以来人们有两种误判:其一，中共对党内一些人、一些事情的定性评判就是两个“历史决议”写的那样，之前没有不同，之后也没有改变过。其二，“左”、右倾相当于党内路线斗争的代名词，是专门为了批判某些人而提出来的一对概念。本文则透过思想史的视角，以“左”、右倾话语核心功能的变化为明线，以“左”、右倾话语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暗线，在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阔背景下，理解中共构建“左”、右倾话语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发现“左”、右倾话语是由复杂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在中共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曾发挥多重作用，且与中国革命的进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以及党内一元化领导权威的确立都存在密切关系。　　首先，在革命遇挫之时，中共利用“左”、右倾话语让原有中央或地方领导者负失败之责，维护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形象。“左”、右倾话语还将革命失败与革命理念剥离开来，为继续进行革命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支撑。　　其次，在形成自身革命理论的过程中，中共利用“左”、右倾话语在革命决策权和党内领导权两个领域挣脱共产国际的禁锢，且从意识形态层面削弱了共产国际及中共党内一味服从共产国际者的权威，为本土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色。　　再次，在中共党内权力博弈的过程中，“左”、右倾话语是各方争相使用的政治工具，中央利用它消除地方组织的异端行为，党的领导人则借它打击对手、扩充政治资本。在这复杂的运作过程中，不同言说主体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正是他们的共同实践不断增加“左”、右倾话语的权威性。　　此外，毛泽东利用“左”、右倾话语，在保留传统中共党史叙事风格、论述特点和言说框架的前提下，对党内“左”、右倾问题作出了新的诠释，不仅消除了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影响，还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为他在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权威提供了历史和逻辑的支撑。　　能够担负如此多的历史使命，“左”、右倾话语依靠的并不是自身的力量，而是它与“真理”的微妙关系。换言之，“左”、右倾话语的力量源泉乃是隐藏在其后的“真理”因素。因此文章在结语处向更深的层面延展。经由“左”、右倾话语的研究，探讨它所导引出的两组关系:一是话语、真理性认识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二是真理、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中共建构“左”、右倾话语体系，实际上是要在党内确立话语传递出的真理性认识。因为真理只是一个权威性概念，真正行使正当性、合法性判别职能的是被众人认同为真理的“真理性认识”。　　权力对于真理地位的确保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获得政治权力往往是谋求真理解释权的前提。反之亦然。权力由真理赋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要获得长久的真理性权威，仅仅凭借对理论的熟知或强权压制是不行的，最终依靠的还是实践结果的证明。　　本文对于中共党内“左”、右倾话语的研究希望能够达到三个目标:第一，突破原有的党内斗争单一视角下的“左”、右倾认识，释放出这一话语丰富的历史内涵。第二，将中共“左”、右倾话语建构问题放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视野下进行审视，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历程中进行探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出1927年至1945年间中共思想认识的变化及其原因。第三，将中共内部话语建构的历史引入中共党史、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通过阐述话语、真理、权力、实践之间的交互关系，丰富中共党史、中共政治思想史叙述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