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根本性的社会体制变革,历来被描述成从封建到郡县的变革。变革意味着旧体制的逐渐崩解和各种社会要素的重新组合。新体制在社会史研究者那里被称为皇帝一人在上、万民在下的统治秩序。这种统治秩序的法理或伦理基础是什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又是如何实现的?对于前者,许多前辈学人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卓越成果；仰赖晚近地下出土材料的优势,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后者。秦至汉初是上述社会结构演进历程的一个关键节点,以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二四七号墓汉简为主体的法律简牍资料,是有关这一时代的第一手的史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皇权统治下的以二十等爵为主体的完整的等级制身份秩序。此外,处于这一秩序边缘的,在上的是由分封而产生的诸侯王；在下的则是分属于公、私两个不同领域的刑徒和奴婢。在国家制定法视野内,社会个体因穿戴各种“身份”而存在。身份,不仅仅是荣誉,也是权力、财富和其他权势资源配置的基础。反过来,身份对于秦汉律简的解读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观察视角,使得不少在过去的解释中仍有些暖昧不明的东西渐趋明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又是解读秦汉律简的一把钥匙。本文正是以上述皇权支配下的国家秩序中的身份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律简提供的信息和行文的需要,本文全部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研究对象的解说,即第一章律简身份法概述。其中,第一节主要介绍何谓身份、“身份”与“身分”之辩、社会学者所关注的身份以及法学中的身份概念。在本文的研究框架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来自罗马法研究者的对身份的定义,即“身份是指每个个人所处的由权力、权利和义务构成的情势,与他所属的一个更广泛的单位有关”。只是这个“更广泛的单位”,我们把它定义为皇帝统治下的集权国家。第二节是“秦汉初期国家秩序中的身份”,包括秦汉帝国形成的诸学说、秦汉律简勾勒出来的国家秩序以及国家秩序与身份等。理论学说的介绍主要取材于社会史学者的著述,关注的重点是周秦之间的社会渐变以及体制变革对社会个体产生的影响；以皇权为中心的支配秩序本身则主要来自《二年律令·户律》,它是二十等爵为主体的等级制身份秩序。土地和爵分别构成了“支配和服从”这一统治秩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傅籍制度和基层里伍组织、编户制度则是现实的机制。第二部分是对律简(尤其是睡虎地秦简中)所保留的一些家长制家庭残余进行梳理,即本文的第二章。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家长制家庭的残余、父权的衰落、妥协和保留。讨论的内容涉及“公室告”与“非公室告”、“非自由人的家庭成员”(奴婢继承问题)、“家罪”、收律、不孝和谒杀、奴婢与私属等。奴婢与私属处于以立户受田为基础的皇民秩序之外,基本上仍服在家长——主人的“主权”之下,故放在这一章讨论。第三部分是爵制与身份,包括第三、四、五三章。第三章主要讨论爵制的渊源,一是制度渊源——从周爵到汉爵；二是伦理或法理渊源——爵的宗教意义和军事意义。前者以传世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比较细致地梳理了爵制演变的历程：从周代的内、外爵制到商鞅爵制,再到秦汉二十等爵。后者运用殷墟考古发掘资料,把作为饮酒礼器的爵与身份的关系上溯到商代；又通过对古代祭祀礼仪的考察,提出古代人们用爵表示阶等身份,并非源自一般饮酒礼仪中的所谓“坐次”、“巡饮次序”等,而是祭祀礼仪中的“赐爵”。祭祀中被赐爵的对象既是以王为首的血缘共同体的成员,又是助祭人,除了杀牲、献酒、赐爵以外,祭祀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由君主及其卿大夫共同参与的军舞演练,祀与戎两种政治要素在古人祭祀祖先的活动中统一起来。爵所代表的秩序本身包含了宗教和军事双重意义,并且二者都具有某些开放性的特征。前者衍生出所谓“法律拟制”——通过参与祭祀,在祭祀中领受“赐爵”,而成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后者则看重个体的军事能力。正是这二者,在血缘纽带维系的旧秩序走向崩解的时候,把爵制引向兴盛。第四章包括爵名与爵的取得制度两部分。爵名部分对传世文献和秦、汉简中的爵名进行了梳理和比对；对秦简中的“葆子”进行了专题探讨,提出“葆子”为爵名新说；对二十等爵的分级进行了简要的梳理。爵的取得制度介绍了军功赐爵、非军功赐爵(捕盗、恩赐等)、置后、傅籍以及分封、承认故爵、买爵、女子比夫爵等多种取得方式。第五章是爵本位下的资源配置体系,属于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有爵者的特权的部分。讨论范围包括：爵与土地制度、傅籍制度、赋税徭役制度、刑罚制度,以及爵与官。展示了有爵者所享有的各种优遇的同时,爵制衰落的原因也浮出水面,即爵与土地、与官(政治权力)的分离。第四部分是“庶人考论”,在第六章。庶人在秦汉国家的等级制身份秩序中处于公卒、士伍以下,司寇、隐官之上。本文讨论的内容包括庶人的法律地位、来源、庶人与傅籍制度。结论是：在傅籍对象已经扩及所有自由人成年男子的情况下,庶人已经成为一种过渡性身份,不再构成一个阶级或者社会阶层。第五部分是“刑罚与身份”,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刑罚的原始机能是将为恶者逐出社会”,在身份社会中,它导致主体身份的沦落。在此理念的指导下,本文讨论范围包括上古刑罚与身份、秦汉初期的刑罚体系、秦汉初期的刑罚与身份、身份的剥离四个部分。在秦汉初期的刑罚体系部分探讨了刑名与刑等,在区分主刑、附加刑,并充分注意到了刑罚适用中的“加罪”和“叠加”的情况下,对刑罚体系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划分了刑等。在“秦汉初期的刑罚与身份”部分,详细探讨了秦汉初期刑罚体系中的诸身份要素——黥、耐、赎刑的等级、收、锢等,并对作为身份的司寇、隶臣妻、鬼薪白粲、城旦舂、隐官逐一进行分析。身份要素从刑罚制度中的正式剥离发生在文帝刑制改革时期,改革是社会结构演进在刑罚领域产生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