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各领域都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金融发展对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是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深入研究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笔者首先对城镇化及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评价,并从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等方面,对现有相关理论、文献及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为研究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影响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依据。在本文的现状研究部分,笔者对我国城镇化及金融发展的历程及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现阶段,人口迁移水平仍然偏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较低,城市体系功能不甚健全且协调性较差,农村金融体系功能不全,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够,以及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滞后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在本文的测度研究部分,笔者分别选取了9项城镇化水平测度指标和8项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指标,进而利用改进熵值法对各项测度指标进行权重分析,最终分别构建出城镇化及金融发展水平的完整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此对我国历年城镇化及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测度分析结果显示,在城镇化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的整体水平逐年稳步上升且呈现加速趋势。1994-2013年我国城镇化的整体水平提升了近1倍,而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水平同样提升了近1倍。上述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的整体水平是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三者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三者水平趋势的一致化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在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在金融发展方面,我国金融发展整体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1994-2013年我国金融发展整体水平提升了33.23%。通过笔者的计算,这是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和金融发展效率三者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水平的提升幅度最为显著,且上升趋势非常平稳,期间共上升82.95%;我国金融发展结构水平的提升幅度居中,呈波动中小幅上升趋势,期间共上升18.82%;而我国金融发展效率水平的提升幅度最小,其走势整体上近似横线,仅上升2.08%。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笔者按照我国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和金融发展效率三者水平的趋势特点对其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在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笔者利用测度分析得到的我国1994-2013年城镇化及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数据,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定量地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整体层面上,我国金融发展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值每提高1个单位,则城镇化水平测度值相应提高1.004个单位。在局部层面上,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是空间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结构是人口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三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于城镇化。无论是对我国城镇化整体,还是对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均呈现显著、正向的积极影响;金融发展结构均呈现显著、反向的消极影响;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影响程度的量化估计显示,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对空间城镇化的影响最大,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次之,对产业城镇化的影响最小;金融发展结构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最大,对空间城镇化的影响次之,对产业城镇化的影响最小;金融发展效率对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的影响甚微。在本文的作用机理及应用研究部分,笔者深入剖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及实际应用,提出资本供给和资本配置是作用机理的核心。前者主要采用储蓄投资转换机制来加强资本供给;后者主要通过资本在各个领域的流动与选择性配置增强资本效能。在人口城镇化方面,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深入分析金融影响人口迁移的作用机制、应用领域及途径;在产业城镇化方面,以产业结构为核心,着重研究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作用机制、应用领域及途径;在空间城镇化方面,以空间集聚效应为核心,深入研究金融影响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作用机制、应用领域及途径。在本文的对策研究部分,笔者从我国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人口的迁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城市体系的建设发展共四个方面分别提出了我国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