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对于会道门这样一种传统社会组织，如何在近代多重的历史任务中，既在政治上发挥会道门可能的积极作用，又在社会发展上逐渐消除会道门及其消极作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政权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根据地政权通过有效的政策、完善的制度和灵活的运作过程，从而既发挥了会道门的积极作用，又逐渐消除了这一落后组织。政策方面，在根据地创建阶段，中共对会道门的政策是以争取其团结抗日为主，支持会门武装抗日，以抗日等名义联合与团结他们，逐渐吸收其为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反共猖獗的会道门进行军事打击。在根据地巩固、坚持、发展阶段，虽然争取政策没有放弃，但注意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在根据地则坚决瓦解会道门政策，对被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利用破坏、进攻根据地的会道门坚决予以摧毁消灭；强调争取会门工作必须与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相结合，以根据地建设为根本。制度方面，从调查会道门情况、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安保卫体系等几个方面有效地遏制了会道门发展，并逐渐消灭了会道门。运作方面，具体运作过程中，根据地政权善于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敌我力量的对比、会道门的实际等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人选、时机、步骤、方法，逐步改造与瓦解会道门。根据地党组织及政权对会道门的政策、策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战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有力地动员了民众抗战，促进了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日益巩固，促进了根据地军事力量的发展。 根据地政权能基本消除会道门，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全能主义政权的确立和对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根据地通过政权下移到村和各种群众团体的广泛建立，将民众最大限度地组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政治宣传、文化教育等重塑乡村的意识形态，从而既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动员，也消除了会道门存在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根据地政权对根据地社会的改造与建设，特别是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运动等经济建设，改变了乡村地区的社会精英结构。以地主为主体的传统乡村精英地位衰落了，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权，而反之，中农、贫雇农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了，其文化观念也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同，其中的积极分子掌握了乡村的基层政权，成为乡村地区新的社会精英。这些新的社会精英力量，其地位来自于新政权，来自于对新的党和政府的认同，所以他们密切了和政府的关系。同时由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无法与传统精英相匹等，这就减少了他们自足的可能性。弱势群体如妇女群体由于妇女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乡村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使她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极大地削弱了会道门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