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格局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以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区为例

来源 :南京师范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er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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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美丽中国愿景的重要支点。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与旅游地的生态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将旅游业培育成生态文明旗帜下的先导产业,发挥旅游业对区域生态安全的正向影响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水库型旅游地是典型的“山水林田湖湿草”生命共同体,其生态安全与旅游地人类活动息息相关。从人地关系视角系统性的研究其生态安全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是重要的科学问题。遵循“要素与结构—特征与演化—作用与机制—调控与优化”的主线,综合运用旅游人地关系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系统动力学理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环境价值论等理论,以水库型旅游地溧阳市天目湖为例,采取GIS/RS技术、结构化、半结构化调研等多学科技术手段,从陆域生态系统与水域生态系统两个角度出发,探讨2000-2015年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内地理环境系统生态安全格局时空变化特征并与旅游地人类活动相关驱动指标关联,进而定量化地遴选出不同阶段对生态安全格局时空分异敏感的关键性因子,探究影响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的旅游地人类活动驱动要素与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天目湖旅游区生态安全格局管理和调控措施及优化方案。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揭示了不同时期天目湖旅游区地理环境系统生态安全格局特征及演化路径。基于旅游业发展历程划分了“探索起步—充实发展—扩张转型—共生发展”四个研究阶段,并据此划分了研究节点。基于此,构建时空异构数据库从栅格尺度和村域尺度对天目湖旅游区陆域生态安全格局进行了回溯评价。在栅格尺度上,2000-2015年大部分区域土地资源安全度、水资源条件和生态功能指标等级呈现波动→缓升→陡升的趋势;空间上呈现由低值点零星分布→集聚分布的转化。在村域尺度上,2000-2015年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低值区呈现“东北—西北”→“东北—沿沙河—南部”→“东北—南部”的格局变化,其余区域逐渐趋好。在水域生态安全研究中对水库水质变化进行了分析,2001-2015年沙河水库的水质经历了从超Ⅱ类到超Ⅲ类再逐渐提升到Ⅱ类水质的转变。总体上,水域生态安全变化呈现与陆域生态安全变化的一致性。(2)归纳了不同时空下天目湖旅游区旅游地人类活动驱动因子的作用强度及变化过程。研究发现,不同的驱动因子在不同的研究阶段表现不一。2000年,政府基础设施变革不够,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污水处理质量处于非常负向驱动,经济水平不高,旅游业发展薄弱,工业布局分散;2005年,生态政策响应有所提升,开发力度加大,产业间接影响增强;2010年,政府基建行为和响应政策出现区域性差异;2015年,各区域压力因子普遍改善,旅游业压力存在于部分有旅游点的区域。(3)分析了旅游地人类活动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时空耦合状况。在因子层面,通过SPA分析生态安全与旅游活动因子的关联,提取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关键驱动因子。随着基础设施和污水垃圾等大面积影响生态的问题逐步解决,旅游业因子对生态安全影响的重要性才凸显。在业态层面,进一步揭示了旅游业发展特征与地理环境系统生态安全变化的阶段性耦合特征。在人地系统耦合层面,空间差异变化小,时间上呈现耦合协调度逐步升高的态势,说明旅游地人类活动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生态安全变化越来越和谐。(4)阐明了旅游地人类活动对生态安全格局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对天目湖旅游区环境政策、产业格局、人口构成、游客需求、科学技术和文化意识要素与之带动下的政府调控力、社会支持力、文化影响力、资本投入力、旅游需求力和科技创新力之间构建不同阶段内外力驱动作用、阶段性演化过程机制,并据此总结了水库型旅游地生态安全要素作用机制和六要素、六动力、六机制的生态安全格局驱动机制。(5)提出了针对关键驱动要素的生态安全管理与调控措施及基于多客体的修复方案和多目标的格局优化方案。提出了贯彻环境政策,“统筹规划—科学管理”双管齐下维护生态安全;严控人口流动,合理疏导旅游流;深化产业结构转型,创新“旅游+X产业”融合;完善生态安全补偿机制,促进生态文化建设等管理与调控措施。在具体的优化方案上,提出了针对核心旅游资源—水库、基质环境—林地及废弃采石场和矿山的修复方案。以核心保护源—水库为核心,根据最小成本距离法构建天目湖旅游区生态安全不同的保护区域。根据绝对保护、经济优先和动态博弈为目标条件,构建不同的生态安全格局区划方案。综上,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一套聚焦水库型旅游地人地关系的生态安全格局演化研究理论框架,并从中—微观尺度出发,评价了研究区内生态安全格局特征和演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研究在评价单元、研究尺度、研究区针对性方面的瓶颈,为水库型旅游地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进一步完善旅游地生态安全格局研究:①未来应在研究区域的类型和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上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②对评价指标的可获取性、规范性和普适性问题需进一步探讨;③关注人类活动与社会生态恢复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加透彻的进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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