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治理模式和行政执法手段已然望尘莫及,非对抗性执法应运而生。作为非对抗性执法手段的行政约谈行为是行政机关对社会现状的灵活回应。行政约谈行为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被频繁运用,但是其理论支撑却仍旧不到位。因此,本文对行政约谈行为的理论部分与实践部分进行系统梳理,寻求二者的有效结合方式,以期优化行政约谈行为理论与实践内容。本文对行政约谈行为进行四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述。第一部分是行政约谈行为的理论分析。本文主要介绍内特与赛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理论。对行政约谈行为的理论讨论实质上是对回应型法的核心内容—法开放性与法完整性—的思考。行政约谈的核心是约谈协商,这恰好与回应型法的文明承诺中的文明协商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相契合。第二部分是行政约谈行为的法律分析。这一部分主要包括概念阐释、内容分析和法律属性。首先,明晰行政约谈行为的概念、明确行政约谈行为的非强制性与独立性特征。其次,对行政约谈行为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具体包括主体、一般程序和主要应用领域。最后,从行政法定位、可诉性以及证据化三方面对行政约谈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行政约行为的问题分析。笔者分别从立法层面、实施层面和监督救济层面探析行政约谈行为在实际运作中出现的问题。行政约谈行为存在法律规范分散化、约谈启动随意化、程序运行随意化、约谈内容强制化、监督救济机制缺位等问题。第四部分是行政约谈行为的完善路径。对上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对症下药,提出针对性的完善措施;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一是明确法律原则,提供目的性指引;二是推动统一立法,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三是完善行政约谈程序,;四是构建并完善行政约谈公开机制;五是完善监督与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