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乐智慧》是公元十一世纪我国宋朝时期,由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长诗。诗作完成后,优素甫把它献给了当时的执政者,执政者对此高度评价,并把它作为治世智慧,因此优素甫也获得了哈斯·哈吉甫(御前侍臣)的称号。《福乐智慧》是一部劝诫式长诗,主要人物有四位:国王日出、大臣月圆、月圆之子贤明、修道士觉醒,长诗通过这四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辩论,阐述了安邦治国的政治主张以及“幸福”“善德”“知识”“智慧”等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福乐智慧》是一部献给统治者的劝诫长诗,其思想体系复杂,哲理性强。为了达到劝诫的效果,诗人运用了形象生动的诗性隐喻,为这部哲理劝诫作品增添了几分活力,也强化了劝诫的现实效果。在中国古代诗作中,隐喻是一种与诗相通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国宋朝时期的一部长诗,隐喻性的特点在《福乐智慧》中表现尤为突出。那么作为《福乐智慧》中最为显著的特点,诗性隐喻在《福乐智慧》中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福乐智慧》中独特的诗性隐喻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究竟来自何处?诗性隐喻运用在长诗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进行较为系统的统计,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期望回答以上问题。同时,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分析在理论上有利于深化《福乐智慧》的研究,在实践上有利于促进我国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本文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上,充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以《福乐智慧》中大量的诗性隐喻为语料,以体验哲学为理论框架,以概念隐喻、概念整合理论、诗性隐喻、体验性等为指导,对《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发现了《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认知规律及影响因素。第一,《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整合模式。本文以Lakoff和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以及Fauconnier和Turner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以丰富的实例阐释《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认知加工过程及其体现的认知规律。具体结论为:(1)《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是在身体、环境、文化等多种因素基础上产生的;(2)《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分类有结构诗性隐喻、本体诗性隐喻和方位诗性隐喻;(3)《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整合模式有单一式,镜像式,单域式以及双域式四类模式。第二,《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源域取象分布。《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是人们在实践中身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通过对《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可以看出喻体的主要分布情况,《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源域的取象以人与人体为主,动物及其毛羽次之,自然现象、运动方向和山川河流等自然界中的物质数量也不容小觑,这反映出《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体验认知过程是以自身及自身运动、空间方位、自然界取象为主的思维规律。第三,《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生成的影响因素。通过对《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生成因素统计分析有如下发现:(1)人体隐喻化认知方式始于人们对人体本身及其器官的认知体验,以此投射于抽象复杂的认知域。因此,人和人体的认知经验成为《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的生成因素之一。(2)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由此积累的对于自然的认知体验构成认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自然万物成为《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生成的另一因素。(3)《福乐智慧》中诗性隐喻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福乐智慧》中的诗性隐喻并非是客观现实的客观体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视角和态度。总之,《福乐智慧》中的诗性隐喻符合人类的一般认知过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洞察自身奥妙,身体构造为尺度,以观察天地万物,自然变化为参照,形成情感、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感悟体验。由于能力和时间所限,本文无论是在语料选择还是理论分析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今后会进一步充实语料,进一步丰富研究,提高认知语言学理论水平,在诗性隐喻的研究上能够更加深入。也希望藉此为语言学的发展尽其所能,在实践上为我国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尽一份力,进而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