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保险机制,医疗保险从微观角度看,有利于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加强家庭的风险管理、传播医疗保险和健康知识、提高医疗服务利用率、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但也可能鼓励了不健康行为方式、浪费医疗资源、过度医疗等问题。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全民医保）是我国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本文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为样本,分析讨论基本医疗保险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健康效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从1999年初开始启动,1999年底基本完成,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全民医疗保障的重要内容。其通过发挥保险经济补偿的基本职能,基本解决城镇职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总体上提高了城镇职工的健康水平。借鉴健康经济学基本概念,本文试图构建医疗保险家庭微观效应两个基本指标（即健康指标和经济指标）,应用2006-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四期跟踪数据,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讨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所带来的家庭健康和经济效应。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八个主要部分:导论主要明确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可能的创新。第一章为医疗保险效应评价方法及体系构建,主要界定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效应、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概念,构建了包括两个维度五项内容的效应评价体系。第二章分析医疗保险效应的实现机制,第一节讨论健康效应的实现路径,从健康意识和收入、选择现象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二节讨论经济效应的实现路径,从医疗保险待遇、正常医疗需求的释放、道德风险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三章讨论实证设计。主要介绍实证分析时构建的模型、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使用2006-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四期跟踪数据,为了避免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构建PSM-DID模型分析医疗保险的健康效应,建立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医疗保险的经济效应。第四章实证分析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家庭健康效应。第五章实证分析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家庭经济效应。第六章提出提高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效应的对策建议:在城职保中引进健康管理,提高健康水平;转变医保支付方式,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深化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改革。最后是结语部分,对论文的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进行总结,并总结了政策建议的启示。本文得到的主要结果和结论为:第一,医疗保险效应评价体系至少应该设两个维度,本文主要评价医疗保险的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其中健康效应进一步分为医疗保险对健康行为、健康产出、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经济效应进一步分为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大病医疗支出的影响。而医疗保险的存在,可以在患者生大病时对医疗费用予以补偿,使得原来看不起病或因贫选择放弃治疗的患者得以治疗,释放正常的医疗需求,导致医疗服务利用增加、健康水平提高、医疗支出增加。道德风险会导致参保人选择不健康的行为方式,健康水平变差,生病概率增加,医疗服务利用率提高,医疗支出增加,大病支出发生率提高。第二,在健康指标方面,购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之后,（1）处理组样本倾向于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加了吸烟和喝酒概率,即医疗保险会增加不健康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的事前道德风险。（2）处理组的健康产出变差,生病或受伤概率显著增加,健康自我评价结果变好,这可能是因道德风险所致。而生病的概率、患病的类型和参保者的风险态度决定了参保者对自己健康的评价,因此在生病概率增加,但是病情轻微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自评健康变好的结果。（3）医疗保险对门诊医疗服务利用无显著影响。虽然实证结果是门诊概率或次数稍有减少,但结果并不显著,很可能是因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门诊报销设置了起付线和封顶线,在病情轻微时,参保者需要自付绝大部分的医药费,在药价上涨的背景下,他们实际支付的费用反而增加,而在病情稍微严重时选择住院,从而对门诊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三,在经济指标方面,（1）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导致总医疗支出增加了215.82%,其中正常医疗需求的释放使得低收入家庭的总医疗支出增加了0.61%,道德风险使得中等收入家庭的医疗费用增加了114.47%。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导致自付医疗支出比参保前增加了99.57%,增加了参保者的经济负担,但结果并不显著,其中道德风险导致中等收入家庭的自付医疗支出增加63.56%。参保者的自付比例显著降低17.9%,这是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它在低收入家庭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使其自付比例下降了55%。（2）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并未显著降低大病支出发生率,它在发挥“保大病”支出的作用方面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对大病支出的保障功能而言,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功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引入信息不对称理论来分析参保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动因,使用行为经济学的健康行为、卫生经济学的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产出指标构建医疗保险效应评价体系,使得研究既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的视角也更为宽广。（2）通过收入分类确定正常医疗需求的释放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与传统依据风险水平和保险水平成正相关关系来确定是否存在道德风险的方法有所不同,不仅可以证实道德风险的存在,同时可以定量度量道德风险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