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强度最大、损失惨重、波及范围最广而且援救最困难的一次地震。高标准、重民生、可持续的灾后重建凝聚了灾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关怀。而产业重建正是改善灾区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平正义和持续发展的经济动力之源。灾后产业重建是一个综合多个专业、多种学科、不同思维、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的系统工程，也是快速重建、高速增长、持续发展错落有序又要相互统一的矛盾体。然而，经典的主流经济理论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灾后产业重建的理论分析架构，现有的研究或是停留在理念和思路阶段，或是流于实践操作层面，或是限于单一学科视角，或是各方观点的集萃，灾后产业重建亟需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系统性突破。　　 本文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的生态文明重建理念，在大量实地调研、资料调研、学术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灾后产业选择、重建、布局的初步结论。首先，总结了汶川地震的时空特征，概述了汶川地震的基本特征、发生机制、主要破坏及其主要原因，初步界定了汶川地震四川灾区的空间范围。论文在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灾害经济理论及灾后产业重建的相关文献和观点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分析国内外灾后产业重建经验，并引入“经济-环境”的一般作用机理，构建了“灾前经济常规运行一突变与损失-适应性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逻辑，将灾后产业重建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其次，按照区域经济学科的分析范式，沿着“环境-经济-产业”的线索，从地理资源基础、区域经济基础和灾前发展态势三个方面研究了汶川地震四川灾区震前产业发展状况，认为该区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坐落在由三条大断裂和两个条带交错构成的地质带上，是四川省乃至全国地震灾害最严重、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二是已形成以成德绵为中心、公铁空为网络、广雅阿为腹地的区域经济系统；三是成德绵是四川工业最密集、产业最高级、竞争优势最强的区域，其中成都处于工业化后期到后工业化阶段，德阳、绵阳、阿坝处于工业化中期，广元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雅安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转变阶段。第三，对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界定，比较分析了工程意义上的经济损失与经济意义上的经济损失的区别，综述了不同评估方法在历次自然灾害中的实证应用，并对农业、化工、装备制造、能源、食品、建材、冶金、旅游、交通运输、保险、金融、房地产、通讯等重点产业的损失情况进行了经验评估，对生态等产业间接损失进行了分析。论文认为汶川地震对四川经济影响十分深远，且在不同经济基础的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从短期来看，当地产业受损严重，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受影响，电力等基础设施保障不足：但从长期来看，产业重建有利于产生新的需求，形成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势，为部分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第四，对比研究了灾后产业重建的国际经验及其阶段性特征，梳理总结了汶川地震后国家出台的《条例》、《意见》、《措施》等重大法规政策，指出汶川地震救灾重建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灾重建的战略路线，这条路线从时序上可以分为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和可持续发展三个阶段，并沿着“法规保障-框架规范-宏观指导-政策协调-措施配套”的方向分阶段逐步推进。同时，论文在综合研究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川灾区产业重建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第五，在分析灾后产业选择的特点、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灾后产业选择模型，认为灾后产业再选择不同于一般条件下的产业选择，它不完全是关于主导产业的选择，而是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具有突出影响力和感应度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战略产业的全面选择。灾后产业再选择不仅受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影响，还要系统审视产业的需求效应、带动效应。据此，论文分别从演化发展、外部冲击、内生恢复、重建效率四个视角遴选甄别出绿色食品、磷化工、新型建材、机电设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旅游等七大重点产业，并提出这些产业恢复和发展的基本思路。第六，认为灾后产业布局是市场自觉形成与政府主导推动的协调过程。据此，论文从灾后产业布局的微观机制和中观机理入手，通过分析四川灾区承载功能，结合四川省情，展望发展远景，提出四川灾区“安全布局”、“调整布局”、“发展布局”的三重任务。论文认为，灾后产业布局既要突出主体功能，按照主体功能布局生产力，更要突出城市功能，构建灾区城市分工协作体系，克服长期以来四川城市经济“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局面，形成“功能有补充、产业有分工”的整体格局。第七，认为灾后产业重建的突破口是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是一个分阶段变迁的过程。论文结合产业重建的阶段性任务研究逐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构建了企业援助、要素支撑、产业融资、转移补偿等机制框架，用以平稳启动、有序推进、不断深化产业重建；同时，提出要通过强化能力建设来实现四川灾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