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农村出现了空壳化的趋向。长期生活在农村的都是一些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这些留守妇女和老人成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从事的是极其简单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在播种和收获的繁忙季节,由于体能方面的限制,这些留守人员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只能求助于那些适时出现的打短工的农民。即使打短工的农民出现,解决了农村农忙时暂时的困难,但是长远来看,“农民荒”现象已经走到了农村社会,成为了农村社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十年前,就有学者提出“20年后谁来种田”,从今天的农村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切切实实出现了。“农民荒”的“荒”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农村空壳化,剩下的留守人员大多老弱病残,农村缺少强壮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其次,由于农村出现了凋敝的趋势,越来越多离开农村的青年,再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就是说没有人再愿意去做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再次,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所以说未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定是掌握一定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但是,在农村并没有这样这样农民的后备力量。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从传统意义上还是现代意义上,“农民荒”确实出现了。“农民荒”的“荒”在后继无人；“荒”在一种隐忧,甚至连那些在农忙时打短工的农民也步入了老龄化；“荒”还在于“荒”与“过剩”并存。“农民荒”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状况是产生农村各种问题的原点。就是说,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民看不到在农村生活下去的希望,转而倾巢而出,走向城市；其次,农产品的价格太低,种植农业不能提高收入,甚至亏本,这点也促使农民到城市去寻找发展的机会；再次,那些掌握一定农业生产技术第一代农民工很多人已经在城市耗费了青春,即使有意愿再次回到农村,他们也步入了老年,而那些二代农民工,甚至根本就不懂农业,更不要说他们回农村的意愿了。解决“农民荒”只能建立在制度的变革基础之上。一方面要对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让那些愿意进行农业生产,或者说有农业生产经验的种粮大户来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农民便是“新型农民”；一方面政府利用政策来调整和理顺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关系,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既能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又能有等同于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保障；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外部的条件来改变农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使农民愿意生活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