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刑事速裁程序,该程序是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改革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为“简案快审”提供了新的路径。不过,因为刑事速裁程序中被告人上诉权的法律规定仍然沿用《刑事诉讼法》第227条,即“无因上诉”制度,以致该程序在适用时出现了“不高效”的现象。部分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实践中出现被告人上诉的情况,这反映出被告人在获得程序从简、量刑从宽的既得利益后,又通过“无因上诉”追求额外利益,对刑事速裁程序所追求的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等目标造成冲击,导致程序效率价值受限。因此,基于司法资源有限,入刑的犯罪行为越发多,罪名相应增加,轻微刑事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的现实,结合刑事速裁程序被告人上诉权运行反映出来的问题和消极效果,我们要重新审视刑事速裁程序被告人上诉权的完整保留是否妥帖。进而合理配置并规范相关制度,充分发挥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优势,在高效运转的同时又能保证案件的基础正义,这就是本文的主旨和目的。本文开篇对刑事速裁程序中被告人上诉权问题的国内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借鉴域外相关快速审判制度中对被告人上诉权的处理方式,结合笔者收集的2015-2020年刑事速裁程序上诉案例的样本情况,由此掌握刑事速裁程序上诉权的运行状态。根据反映出来的具体问题,笔者提出限制刑事速裁程序被告人上诉权的观点以及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拙见。首先是在刑事速裁程序运行中要落实量刑建议的精细化和精准度,保障被告人对协商沟通的内容和量刑建议的明确理解;其次根据宣告刑控制进入二审的案件,这是分化刑事速裁程序的第一个节点;最后要实行上诉审查制,用上诉理由作为分流的第二个节点,以此限制上诉权。以相应的措施解决问题,从而通过优化刑事速裁程序被告人上诉权的行使来稳固刑事速裁程序的高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