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一词近年来多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与媒体公告中,是指专门面向小微企业等重点对象,以其可负担的成本满足其金融服务需求,重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中国商业银行首当其冲需承担起这一企业社会责任的重担。然而,“普”且“惠”谈何容易?“普”意味着准入门槛的降低和信用风险的增加,“惠”要求贷款价格的降低,高风险和低价格的组合在商业银行的收益逻辑下并不可取。在所有者权益的逐利需求下,相比于风险高回报低的小微客户,商业银行更愿意原则风险低回报高的大客户,普惠金融无疑极大地冲击了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和制度逻辑。自2017年起中国政府在普惠金融政策方面的大力推进,给商业银行组织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与困扰:一方面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满足社会和政府的期望,寻求企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追求收益和风险的平衡,满足所有者权益的要求和企业的可持续经营。本研究试图从“普惠金融”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入手,核心理解中国商业银行如何解决普惠金融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问题,尝试探讨企业在面对陡增的制度逻辑冲突下能否采取可行的战略反应和应对方式。本文基于制度理论和悖论视角,拟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中国普惠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在面对制度逻辑冲突的战略反应和制度创新。首先,通过回顾过往文献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学者大多将视线放在管理学、组织行为学领域,较少联系宏观制度环境、跨学科地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源。不同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各不相同的首要原因就是制度环境,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带来社会责任行为的连锁反应,故而,本文综合国家制度层面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跨学科理论视角,发现中国宏观制度环境的独特性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动机、推行过程的影响,探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多样可能性路径,用普惠金融实例丰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内涵及纵向联系。其次,本文在组织层面的文献回顾中发现商业银行的压力和困扰实际是制度逻辑冲突的表现,但已有研究大多数是围绕西方经济制度环境下NGO组织和社会企业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制度下组织层面的多元制度逻辑研究仍有较大空缺。虽然小额信贷组织与普惠金融业务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组织性质、制度逻辑的冲突程度均有不同,需要对中国普惠金融事例具体分析。进而,本文试图寻找解决核心研究问题的理论工具,基于悖论理论与制度复杂性的内在联系,引入悖论管理的视角分析战略反应。此外,通过横向对比同样面临制度压力的案例,发现创业企业的战略反应——制度创新具有一定可行性。文献回顾让本文对问题有了从宏观制度环境到组织战略反应的深入理解,带着对核心问题的思考,本文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来深入探究本土管理情境中的制度逻辑冲突,以中国商业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共收集来自十余家银行的23份访谈资料,结合公开二手资料进行横向印证,参照欧洲学者诠释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案例数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结果发现,银行组织应对新的制度压力,其反应策略可以分为响应者、顺从者、观望者、求变者四类,其行为选择是在考核需求和发展需求的综合作用下:响应者以政策性银行和农商行为主,本身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政策而设立的,有着低水平的考核需求和制度压力,适中的发展需求,更加看重组织使命;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是顺从者,因为普惠业务在商业价值上的性价比极低,且自身小微客户基础和资产规模较小,其发展需求不高,一线从业人员对普惠金融的抵抗情绪较为明显,在高水平的考核需求下认为做到达标即可,他们无法提供两全的解决方案;观望者以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主,因身处地方、政府关系不够紧密,故面临的考核需求和发展需求适中,选择先观望后行动,有着相对审慎中立的分析,伺机寻求填补缝隙市场的机会;求变者数量较少,清楚地认识到商业银行中并存的社会逻辑与商业逻辑,面临着高考核需求,但他们没有像顺从者一样将二者对立,而是正视两种制度逻辑的矛盾,综合考虑以寻求发展的需要,并采取行动真正实现了制度逻辑冲突的悖论管理和制度创新。更进一步地,基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创新的相关理论,本研究构建了普惠金融下求变者制度创新过程的理论模型,发现组织层面出现了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变革过程,宏观层面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制度构建,通过规章制度和合法性要求推动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把多重制度逻辑的平衡问题交给企业解决,然后引导组织的最佳实践反过来推动全行业的制度创新。因此,宏观层面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与组织层面企业的制度创新行为,二者相互作用,未来或可实现合作探索式的上升发展。本文研究成果对企业经营者和政策制定者均有着一定借鉴意义: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的企业可以从经济和社会的整体价值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战略应对制度逻辑冲突的韧性,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甚至能够抓住弯道超车的机会;政策制定者在自上而下推行国家利民政策的过程中,更要从企业认知的角度进行引导,关注并推广有效的制度创新实践,进而驱动整体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