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封闭性的经济体制逐渐开放化,全方位的开放性政策正在逐步推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我国经济正式开始与国际市场融入,与全球经济联系逐渐紧密。为了更好的匹配我国逐渐成熟的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引入QFII制度,并在2003年7月9日,QFII第一单做成,备受瞩目的QFII在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大舞台上正式登台,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当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举措一方面使得中国内地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境外机构投资者得以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资本流动性加强,给国内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以及带来先进的投资理念和工具,另一方面也让中国内地股市和其他各地股市之间产生联动性,市场分割状态得到有效缓解,股市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逐渐加深。紧随着QFII制度的引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2007年QDII制度以及沪港通项目等一系列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化的开放性政策的实施,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中国内地股市与外界股市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此外,由于在我国内地资本市场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的时候,境外投资者多半通过投资中国香港股市中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同时上市的内地企业来间接实现对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投资,作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香港起着很重要的纽带作用,而拥有全球众多投资者、资金量和上市公司的美国证券市场更是在国际证券市场中处于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市场走势直接影响到了世界各地股市的发展趋势,因此,随着我国国内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内地股市与美国股市、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变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股市联动性研究的相关文献以及经济背景的基础上,本文从实体经济的联动机理、宏观经济与股市的联动性以及股市联动的内在机理这三个方面循序渐进地理清股市联动性的理论体系脉络。基于相关理论研究,本文分别以上证综合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代表中国内地股市、美国股市和香港股市,以1995年1月3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三个股指的日收盘价作为样本数据,从以下三个部分展开对中国内地股市与美国股市、香港股市联动性的实证研究：第一,为了考察中国内地股市与美国股市、香港股市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引导关系,本文以2003年7月9日我国QFII成功做成第一单、2007年7月10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及2015年6月15日中国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从最高点开始一路下滑为临界点将样本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四个阶段三个股指的对数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验证中国内地股市、美国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和相互引导关系,并对四个阶段三个股市之间联动性的变化进行比较和定性分析；第二,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三个股市的股指对数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以整个样本期间三个股市股指的对数收益率序列为样本数据,建立DCC-GARCH模型分析三个股市之间的时变相关性,并对所捕捉到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进行基本统计量分析,描述三个股市之间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基本走势,对股市联动性的变化进行定量分析；第三,结合上两步对股市联动性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本文分别以所获取的中国内地股市和美国股市、中国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衡量中国内地股市和美国股市、中国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以汇率、通货膨胀率的差异、GDP增长率的差异、利率以及贸易依存度为影响因素,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影响股市联动性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一,在第一阶段,上证综指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在QFII实施之前,中国内地股市与美国股市、香港股市之间处于分割状态,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和相互引导关系,联动趋势并不明显,在QFII实施后的三个阶段,上证综指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其中上证综指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逐步从没有关系转为单向甚至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了QFII实施以后,加上中国内地实施的一系列开放性政策以及一些金融灾难事件的发生,中国内地股市与美国股市、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与QFII实施以前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联动趋势逐渐明显并增强,三个股市之间的相互引导关系也在明显加深,其中中国内地股市对美国股市、香港股市的引导作用正在逐渐加强；第二,通过对三个股市两两之间的时变相关性进行分析可知,中国内地股市和美国股市、中国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市场联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尤其在2003年QFII引入之后中国内地股市与其他两个股市之间的联动性均有显著性的增强,这与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其中中国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要强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联动性,而美国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则一直比较稳定并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第三,通过对股市联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贸易依存度与利率的变动对中国内地股市和美国股市的联动性以及中国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的联动性均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而汇率波动性、通货膨胀率的差异以及GDP增长率的差异均对股市联动性有显著的影响,只是由于股市联动性所涉及到的国家或地区不同而影响方向不同,这可能是美国和香港经济环境、发展状况不同以及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不同所导致的。基于现有的研究,本文对股市联动性的实证研究存在一定的创新点。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选取1995年1月3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为样本期间,样本数据跨度比较长,经历了我国股市的主要成长阶段,可以了解股市联动性早期至近期的发展趋势；第二,不同于以往大多文献对股市联动性的研究主要停留联动性强弱的定性分析层面上,本文在对中国内地股市与美国股市、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三个股市之间的时变相关性,更直观的考察了三个股市之间联动性的变化；第三,在对股市联动性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影响中国内地股市和美国股市、中国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之间联动性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了各因素对股市联动性的影响程度,本文比较全面且深入地对股市联动性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方法和结果对以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本文分别选择上证综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代表中国内地股市、美国股市和香港股市的走势并对这三个股市的联动性进行研究,而这三个股市各自包括多种不同编制方法的股指,因此股指选择上的不同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分析结果,并且本文只研究了中国内地股市与美国、香港股市的联动性,所涉及的范围并不是很广；第二,本文在对三个股市的联动性进行协整分析时,将样本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然而在样本期间内,影响中国内地股市的重大事件远不止这几件,还有股权分置改革、QDII等事件,划分阶段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实证效果；第三,在对股市联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本文仅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而影响股市联动性的因素有很多,本文考虑的并不是很全面。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上,会不断的改进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向,全面地对股市联动性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