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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显著的改变,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域发展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是人类文明进步、社会蓬勃发展的外在现象和内涵本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30几年中,我国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城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发展城市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空间也是在于此。所以城市化推进的科学、合理、高效,深入分析城市化推进的驱动因素,并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政策需求紧密结合,这样的学术分析颇具现实意义和价值。文章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以往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多用最小二乘方法和传统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前者对城市化发展动力因子描述细节不足,过于粗略,而后者对固定效应的处理上有欠缺,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鉴于以上两点,文章在方法上选用Koenker(2004)提供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和方法。文章首先通过核密度法描述全国城市化率的分布特征,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但是“双峰”态势逐渐显现,表示我国城市化存在两极分化,一部分城市在40%-50%的水平聚集,另一部分在65%的水平上聚集,并且从面积上看,低水平的聚集更为集中,发展并不平衡;其次,对全国数据进行面板分位数回归,发现经济因素(工业化水平、人均资本存量和对外经济情况)、产业结构和政府力量均是我国城市化的动力因子,并从中发现我国城市化中,经济因素和产业因素在低分位能够为城市化提供稳定的边际贡献,并且是城市化主要的推动力,但是在高分位上出现了衰减,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减弱,进而发现政府存在过度参与甚至主导城市化进程的行为。最后,本文对我国各个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并对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是我国东部和中部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因子,但是不是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因子,进一步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和同步各个变量的趋势图分析发现,我们国家城市化虽然推进快速,但是存在“质”上的问题,就算在城市化最为“健康”的东部地区,也存在政府过度参与甚至主导城市化进程的现象,政府财政扩张主导的城市化难以维系,并会埋下债务风险。一旦未来经济下行周期到来,政府资产负债表会受到颠覆性的影响,风险会逐渐暴露,已经取得的城市化成果也将受损,不利于城市化长期健康的推进。我们的城市化还是应该回到以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的轨道上来,城市化始终是人的城市化,引导人向城市流动,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工业、第三产业和对外经济等)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增加对人的吸引,才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根据本文的结论和发现的问题,本文分别给出以下的四点政策建议:(1)发挥城市的特色,个性化发展,这样才能缩小我国东西部城市化的差距。(2)我国的某些制度框架需要改革,比如我国的户籍制度,这些制度框架阻碍了城乡劳动之间的自由流动,造成了“过度工业化”和“低水平城市化”的问题。(3)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城市化的参与,作为其“守夜人”的角色,转变政府目标,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财政透明度,通过低利率,高投资等政策,保持城市化的“自维持”的景气城市化。(4)经济的发展是唯一能够自发提高城市容量的途径,而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这种源泉的落脚点,城市化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工业化、发展第三产业。而我国目前工业化程度比较高,所以目前的中心应该是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