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 1935—)自1964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以来，迄今已发表小说二十五部，另有历史、传记、儿童文学、戏剧、评论等作品十余部。从文四十多年以来，基尼利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同时也在澳大利亚文学界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讨论。 从题材上看，基尼利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的作品以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为背景——十四世纪的法国、内战时期的美国、十九世纪的澳洲殖民地、二战中的欧洲等，跨历史、跨文化的题材，基尼利写来皆得心应手，能推陈出新。从风格上看，基尼利常被定位为“现代主义者”，与怀特一脉相承。但基尼利的作品风格差异较大：有的细腻纪实，有的荒诞虚构；有的平白素净，有的绚丽精巧。基尼利在题材和风格上的多样性，常常将他卷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历史文学和纪实作品、畅销文字与高雅文学等重要论争之中；由于其作品的现实关注与畅销程度，政治、市场等因素也常常影响甚至左右着评论界乃至普通读者对其作品的评价和接受。 本文认为，基尼利的作品虽然差异很大，但在主题上却是统一的。他对民族关系、历史与记忆、个人的异化、家庭关系等问题的表现，都是在身份这一大主题的框架下展开的。基尼利继承并发展了澳大利亚探求民族身份这一传统，成为当前对现代性下的个人身份与全球化下的民族身份的国际讨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尼利的作品既是地区的、“澳大利亚的”，也是普遍的、“国际主义的”。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来论证、阐述这一论点。文中主要采用了文本分析、社会分析和传记分析、主题解读等批评方法，部分章节借助了少量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受新历史主义影响，因而各种研究资料不以篇幅、期刊、年代、作者身份、材料形式而区别高下。本文的关注焦点虽然不是后殖民主义的，但诸多论点均采用了后殖民主义的视角。 论文第一章回顾、总结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评论界对基尼利的评价和评论，这是研究基尼利作品中身份主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身份问题在澳大利亚文化界的具体表现，与基尼利作品中对身份的表现可互为参照。澳大利亚评论界对基尼利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吹捧到冷淡、从经典化到刻板化的变化过程。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