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它与本土文化的沟通与适应非常重要。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而它的产生与传播的过程都离不开岭南这块土地。岭南文化的本我性与禅宗思想的意向性是二者适应性得以展开的内在因素。从康僧会的“正心度世,内圣外王”、求那跋陀罗的“安心为训,心印之源”、达摩的“佛心为禅,心意和合”,直至慧能的“觉性”之静——儒道一体、“本性”之净——人间佛土、“顺性”之境——心的宗教,这是以“心”为宗本与以“性”为禅音的适应性的展开,也就是围绕着“心性之辨”而展开。禅宗的意向性致思方式与岭南文化明于“人心”而漏于“礼义”的特质相结合,促成了禅宗的发扬光大。作为岭南人的慧能,在开创南宗顿教过程中又一定会吸收岭南文化的诸多特质。禅宗的核心思想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极具功利色彩的成佛方式不追求烦琐的宗教仪式,不讲累世修行和财物的布施,也不主张念经拜佛,主张专门靠精神的领悟把握佛教义理,因此提倡“顿悟”成佛说。而在岭南文化中,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在这里影响甚小,利重于义的导向使得岭南的重商性特别突出。在地域上,岭南地接荆楚而远离中原,因而道家的向往自然、追求自由的风气对于岭南影响甚大。岭南地区是农业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兼容体,到了近代又是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这种极具兼容性的文化对于禅宗的兴盛也至关重要,因为禅宗不仅要自度,还要度人。这种相互适应的融合模式,促成了禅的岭南化与岭南的禅化,并使禅宗的宗教色彩不再浓烈,形成了“泛佛论”或是“泛心论”的宗教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