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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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的问题日益严重,育龄女性特别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女性数量下降。在生育决策回归到家庭的总体现状下,生育决策可以说是夫妻之间互动互议的结果,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当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婚配模式发生改变。传统的男强女弱模式逐渐被男女平等代替。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职业的晋升等,择偶模式发生变化,同时她们所获取的外部资源促进了其在家庭生育决策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甚至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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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的问题日益严重,育龄女性特别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女性数量下降。在生育决策回归到家庭的总体现状下,生育决策可以说是夫妻之间互动互议的结果,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当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婚配模式发生改变。传统的男强女弱模式逐渐被男女平等代替。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职业的晋升等,择偶模式发生变化,同时她们所获取的外部资源促进了其在家庭生育决策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甚至对生育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家庭层面出发分析不同婚配模式下女性的生育意愿,立足公共管理角度,为政府根据不同家庭状况制定和优化针对性生育政策提出建议,强化性别平等意识,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稳步发展。本文从家庭以及性别平等视角出发,基于社会性别平等理论、相对资源理论等搭建研究框架,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安徽省的数据,描述育龄已婚女性的婚配模式与生育意愿基本情况,运用泊松回归以及多分类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婚配下育龄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出结论:安徽省育龄已婚女性打算生育子女数以2个为主,同时“儿女双全”为主流性别偏好。从个人层面来看,女性年龄对她们的生育意愿的作用是负向的,即年龄的增加降低了她们的生育意愿;与非农业就业相比,农业就业提高了女性生育意愿;与非农业户口相比,农业户口提高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且“儿女双全”偏好也更强烈。从家庭角度来看,女性兄弟姐妹数的增加,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家庭住房面积对育龄已婚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住房面积的增加会促进女性生育意愿数量的增加,而家庭年收入的增加却会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从婚配模式来看,相比传统的男大女小年龄婚配模式,女大男小的年龄婚配模式提高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夫妻同龄的婚配模式提高了女性的“女孩偏好”或“男孩偏好”;与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婚配模式相比,男高女低和女高男低的受教育程度婚配模式降低了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且男高女低的受教育程度婚配提高了女性对性别偏好“无所谓”的程度;相比夫妻职业层级相同,男高女低的职业层次婚配模式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相比较夫妻年收入相同的婚配模式,男高女低型婚配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基于此,从公共管理角度出发提出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建议。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保障女性育产健康;健全完善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加大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力度,缓解育龄女性就业困境。通过营造性别平等就业环境、推动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主流化和包容性生育政策体系建设,构建生育友好环境,促进人口持续稳定发展。图[6]表[19]参[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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